从社会环境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差距

作者：Z总监
摘要：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甚至领先与同一时期的西方经济思想，但是到了近代，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本文拟从社会环境这一重要因素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差距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总结与反思。
关键词： 传统经济 社会环境 封闭 开放
中国古代有着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早在公元前时期，管仲，司马迁等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正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虽然有着相当的发展，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科学状态发展成像西方那样形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
笔者认为，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之后，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发展日趋式微等社会环境，是导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陷入停滞且最终落后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对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略作简单的综述，并且针对不同社会环境导致中西经济思想的差距这一观点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 中国古代先进经济思想简述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
作为“孔子删尚书之余”，《逸周书》对周人完善中国古典经济学作了极其详细的阐述。其中两章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来，两者都是讲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灾救荒的，但《籴匡解第五》采用的只是增产节约和国家参与市场买粮（“舍用振穹，君亲巡方，卿参告籴，余子倅运，开禀同食”）这样的文字，而《大匡解第十一》则开始大规模建立粮食储备，同时以储备的粮食作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这里面的货币已经具有商品本位货币的基本特点——储备的目的不单纯为了救济或买卖获利，而是为了稳定商品市场。当出现通货膨胀的时侯，就应以发行重币，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稳定金融市场。
在《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中周文王临终前曾向太子发讲述治国大道，内容包括了中国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分别是：
（一）自然原则 ，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她早就脱离了宗教神话的影响，相信自然秩序而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才是真理之源。这使得华夏文明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将生态秩序放在第一位，而不会像今天的西方文明一样用工业持续、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征服自然。
（二）均平原则 ，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百姓均平原则与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条件下通过抑商实现平均主义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同。百姓均平原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手段实现的，目的是防止人与人互相剥削，“下相役”、“阴相隶”“同列而相臣妾”。具体政策包括物价调节、平均赋税、每个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等等。
（三） 储备原则 ，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人将储备作为经济、金融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商品的储备，二是商品储备货CRC的发行。至晚在春秋时代，基本商品的储备和商品储备货币的发行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在《管子》一书中，开篇就一语道破了直到今天仍困扰着西方文明的上述问题，书中强调经济生活必须符合自然本身的生产原则，用人为储备碾平市场经济周期。
文献最集中论述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是《管子》一书，主要集中在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中，其间也大量提到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散在《地数》、《国准》、《轻重甲》、《轻重戊》等篇中。

《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哲学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
之后的秦汉时期，司马迁可谓是中国古代先进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司马迁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一）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三）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经过李悝、管子、桑弘羊，中国古典经济学在华夏文明千年黄金时代进入成熟期，《管子》国轻重十六篇、《盐铁论》中记述的桑弘羊经济观点，以及《史记》中有关经济的篇目都出于这一时期。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进行详细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管子的轻重理论、范蠡的平粜法，李悝的平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输、耿寿昌的常平仓，王安石变法……尽管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背景和范围有极大差别，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即通过基本商品的储备，支持价格，调节市场，实现百姓均平。
二 决定中西方经济思想的差距重要原因——社会环境
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西方相媲美。然而历史的发展，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笔者认为，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是决定中西经济思想差距的重要原因。
首先，从时空性方面来看，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植根于这片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神州大地，在古代几乎未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进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运动中，传统的经济思想受到的冲击是微乎其微的，基本体现为纯中国性。因此，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成长的环境是封闭的，这与西方经济学植根的环境的开放性有着本质区别。
反观西方经济思想，即使是在早期和中世纪，也是开放性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偶像，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其伟大的著作《神学大全》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主导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更是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式以及国内外的环境均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
中国传统社会环境决定了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的生产，传统经济的主要成分主要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小农经济的运作方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脱离不了农业。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秦朝的过早统一使得春秋战国各地区的经济还没发育完善，就过早地终结了，许多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技术，以及一部分优秀的经济思想被完全地扼杀。
此后中国古代内部政权很不稳定，国家时常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态势中，没有给后续经济思想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又使得中国长时期相对于周边国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同时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培养了中国自我文化中心心理定势，产生了罕见的顽固排外能力和同化机制，在这种缺少压力的环境中，古代中国严重缺乏一种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经济思想体系自然也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乃至完整形成的动力。
在国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至司马迁后走向了衰落，形成了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一）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二）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
由于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导致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在经济学范式的缺乏，正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导致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
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因此，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
中国传统经济中市场发育遇到了传统社会环境的制约。 15世纪后，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市场开始挣脱封建因素的桎梏，获得长足发展。市场与市场力量迅速成长，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力量。反观中国，在唐代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发展在唐宋元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顶峰，到明代中期陷入停滞甚至萎缩，最终未能冲破自然经济的藩蓠。这种明显的历史反差及其背后隐藏的悖论，是导致中国古代经济未能冲破传统经济模式进而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成了无源之水。
三 总结与反思
通过前文分析，笔者认识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孕育和局限。在西方，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古拉斯就喊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口号，1776年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更是将个性的解放、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作为资本主义崛起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儒、佛、道合一的思潮的形成的社会环境及其深刻的影响，使得理性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先秦时期，儒家是作为一个学派参加学术争鸣的。汉朝的尊儒实际上是突出儒家思想中维护正统秩序的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广为流行，儒家失去独尊地位，但仍是封建思想的正统。从唐朝开始，儒、佛、道合一的思潮开始形成。在合一的过程中，儒仍是为主的，因为维护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的绝对服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正统学说。佛、道则从宗教方面对这种世俗学说起了配合、补充的作用。这种强调等级制的思潮，在稳定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同时，也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受这种思想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环境是以原始氏族为根基，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亲睦、互爱互助，排斥“经济人”的思想，这种形式的社会根基和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其作为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的因素，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深刻和久远的。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诞生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环境中，它是古代中国自然环境条件、政治宗法伦理制度、社会经济状况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互动中绵延发展，几千年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割断传统与现实的联系，要重视国情，不可妄自菲薄，在经济界实行全盘西化，而是要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观点看待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与其思想文化，找到它与西方近现代经济学的差距所在并加以完善。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文化空前冲撞融合趋同的视野下，构建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体系，实乃推荐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李军 《西方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基于文献的初步回顾与总结》 古今农业 2008年第10期
翟玉忠《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 》
谢 威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广义进化论角度的探究》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2005年
胡火金《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经济与农业文化的构建》 农业考古 2003年03期
王 琪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赵凌云 《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梁淑溟 《中国文化要求》，学林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