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技术的傲慢

文/璃人泪
在技术进步、信息过剩的20世纪末，人们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而尼尔·波斯曼却不合时宜地唱衰，提出了“技术垄断”一词，提醒人们关注技术的另一面。《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的开篇，波斯曼以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作引：埃及法老塔姆斯臧否友人特乌斯的发明，说到文字，塔姆斯直言，它会让人健忘、让人自以为知识广博，以致“自负张狂”、“成为社会的负担”。那文字的好处呢？它不言自明，我们反倒要警惕过度依赖、推崇它而不自知。波斯曼观点和塔姆斯相仿，他不是对技术的好处闭目塞听，而是在众人疯狂的时候保持理智。当技术变成了垄断性的存在，足以颠覆这个世界的规则时，必须确保人们对它的弊端了若指掌。

技术的应用方向或许跟发明者的初衷相悖。譬如书中提到，钟表的发明最初是替修道院的僧侣校正时间，后来却变成了上班族的紧箍咒。显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用途更广泛。技术常常自带意识形态偏向，我们以为它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结果却反受它的掣肘。以教育为例，许多育儿书都建议父母限制儿童看电视的时间，认为直白的图像会让孩子“变笨”，爱看书的孩子将来才会成为学霸。波斯曼认为，这其实是电视和印刷隐含的不同意识形态偏向，所谓的静不下心来读书的“笨”孩子只是站错了边，但他们未必是永远的失败者，一旦新的技术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我们的文化就会认同其他的特质。届时，擅长读书的学霸可能因“反应迟钝、缺乏激情”、自以为是，而被贬低、被淘汰。随着计算机越来越频繁地应用于教学，文化认同的偏向正在缓慢地改变。
而我们之所以热爱技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貌似提供了一种方案，能减轻我们的信息焦虑。在波斯曼看来，这却是一种文化艾滋病（AIDS），是抗信息缺损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信息传播得很快，我们无所不知，看上去还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实际上，却引入了信息控制机制，如波斯曼列举的官僚主义、专家和技术性控制。我们只是变相地把责任转嫁给了技术，由它们来替我们做决策，也让它们来替错误背锅。可我们真的因此变得更轻松、更省力了吗？我们感到挫败乏力，既不相信“砖家叫兽”，也不相信自己。
何必求助名医？让计算机分析我们的化验指标，依程序开药，甚至手术，那就不存在医闹了；哪个环节发生的问题均可归咎于计算机的故障，我们只操作开关，我们没有错；科学看起来更可信赖，所以，社会“科学”要拿数据说话，似乎可以凭此推断出个体的行为……波斯曼不无辛辣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终极权威形象，已经从“白髯垂胸的老人变成了穿白大褂的年轻男女”，后者代表了与时俱进、无所不能的新技术，其傲慢凌驾于对海量信息无所适从的门外汉将信将疑的不安。
技术垄断如此顺理成章，抵抗技术垄断犹如推动西绪弗斯的石头。在本书出版20余年后，我们仍然需要逆流而行的声音，坚持人之于技术的主动性，当然，这需要我们有跨学科的视野和思考能力，会比单纯交给技术更艰辛。此番努力，应当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