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新诗可能的发展方向-书啦圈
新时期以来,新诗主要发生了两种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有一部分的新诗在朝着迎合世俗、取媚大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似乎把诗歌与其他一些适合娱乐和消遣的文化载体视为了同类;而另有一部分新诗则是踩在贵族化、学院化、玄学化的坐标上越陷越深,几乎要脱离了当下的历史语境和具体可感的大众。这两种变化其实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若是为了不至于使新诗的“雅”“俗”之间的分化和分歧更大、更难以调和,也为了遏制住新诗越来越“俗不可耐”或越来越“曲高和寡”的脚步,目前至少可以先对新诗的未来发展思索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这就需要根据诗人所处的具体文学生态、诗歌创作时的初衷作为切入口。
对于那些有着媚俗化倾向的新诗,有学者认为它们“是‘流行诗歌’,媚俗诗歌,‘酷’的诗歌。这样的诗歌不问而知是缺乏深度的,或者可以认为,诗人从根本上便躲避甚至诅咒深度……它们没有意义,有的只是含义。”实际上,这些“媚俗诗歌”的出现恰恰“是这个垃圾时代的合理产物,也是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现实丑、假、恶泛滥的必然反映。”将过去诗歌中的精雕细琢与朦胧晦涩的元素彻底抛弃,使新诗所蕴含的诗意变得更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将审视和揭露假的、恶的、丑的、虚伪的东西这一使命赋予新诗,不得不说是先锋诗人的一大“壮举”,这也正显示了,一部分口语诗、一部分“民间立场”的诗写以及“下半身写作”等“引体向下”的“低性写作”,其初衷不是为了纵欲,也不是为了堕落,而是为了落到地面甚至比地面更低的地方去,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审视各种细节,考察各种真相。但是这些“媚俗诗歌”的作者们只达到了“破”的效果,而没有办法甚至是没有思索过要如何去“立”,造成了新诗遭到了狠狠地冲击与破坏,却得不到相对来说更为重要的建构与重塑。写出“媚俗诗歌”的部分诗人由于“缺乏学养与诗歌修养,缺乏诗体意识、经典意识和学习意识,过分与前人的优秀诗歌,特别是古代汉诗断裂,‘弑父式’写作流行,”容易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心理和态度来对待诗歌、对待读者乃至对待整个社会,不觉中变成了是为丑陋而丑陋、为邪恶而邪恶、为肮脏而肮脏的写作,最后不仅没有起到揭露和批判的作用,甚至还对诗歌造成了糟践和踩踏,产生了过大的负作用和负能量。所以,对于这些不负责任、一无可取、不尊重读者也不尊重自己的“媚俗诗歌”应当尤其警醒。此外,某些“诗人做人浮躁偏激……过分强调自我表现和个人自由,”也会造成新诗的过度媚俗化,一发不可收拾。面对“媚俗诗歌”中常见的书写对象——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以及可怜可悲可叹的人性的弱点,诗人应该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雪莱语),面对真正的丑恶和鄙俗时,诗人们则应该使出足够的魄力和手腕。毕竟,与假、丑、恶、虚伪同流合污不是“媚俗诗歌”写作的初衷和目的,像福柯认为的那样,“把那些暗中到处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制度投入‘游戏’,予以揭露,加以改造,并推翻之”,才是正道!因此,对于新诗中的媚俗化,应该理解和允许它的存在,同时应该警惕诗歌和诗人本身随着“俗”的社会现状而“理所当然”地变得粗鄙、蛮横、散漫,更应该做到在诗写上有“破”更有“立”。
而对于那些有着贵族化、学院化和玄学化倾向的新诗,不妨先将它们视为从古延续至今的、与知识分子和文人精英阶层分割不开的一种文学形式与创作姿态;基于其生态来看,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期与其他社会历史时期一样,同样也需要有人镇守和维护高雅文化艺术的阵地,需要的程度甚至因为这一时期的实用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等特点而有过之无不及。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知识分子写作”等有着“媚雅”化倾向的新诗的存在了。这些“媚雅”的诗歌被吴思敬称为“圣化写作”,它们“强调超越,不过这种超越只能是精神上的超越,形而上的超越,因为诗人并不能真正的超越生活,超越生命,只能是在心理上同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正是“媚雅”诗歌及其作者体现出来的悖谬本身: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作品,都不能完全脱离实际的生活、生命本身而独立存在,但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世纪之交的新诗一味追随西方文化艺术大师的脚步,一味推崇正处于主流地位或其他特殊位置的异域文化理念及其附属品,却很少看到关于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任何属性、任何元素,更是难以看到与当下大多数人生存境况和内心世界有关的任何言说。作品和艺术家丧失民族特性,下一步就将会是慢慢地丧失民族自信心,最后则会有成为外来文化艺术的附庸的危险。带有这种倾向的诗歌显然是缺乏活力和创造性的,尽管据此写出的当代诗歌看上去神圣、高雅,可以频频发表和获奖、获得国际视野的关注。和那些有媚俗化倾向的“低诗歌”相比,“媚雅”诗歌的“圣化写作”似乎走向的是另一个极端,也不是新诗应该朝向的方向。在诗歌写作中追求哲思、学理、智性、技艺、深邃等等这些本身无可厚非,但要是能够做到不仅仅在“埋首故纸堆”时才能将这些高雅的东西呈现出来,还可以在人人皆有的凡俗生活里、人人皆可感知的人性里挖掘出这些宝藏,这样的功力无疑是更加值得练就的。
综上所述,不管是“媚俗”的诗歌还是“媚雅”的诗歌,都有它们存在的合理生态以及恰如其分的创作初衷。奥登就曾说过,“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又是浅薄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丹纳也认为艺术实际上是“又高级又通俗”的。“媚俗”和“媚雅”这两种形态的新诗也发挥到了各自的职能,但是它们各自也还有可以更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当然,新诗并不是单单用“媚俗”和“媚雅”两个词语就可以简单形容和分类概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用在诗歌艺术里无疑是一个错误。总而言之,如何有效地开掘诗歌与时代语境的多层次的联系,仍然是当前诗歌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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