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压制和精神病学依赖:莱因和他的反精神病学运动-书啦圈

罗纳德·大卫·莱因(Ronald David Laing ,1927–1989)是一位苏格兰的精神病医生、社会批评家、作家和哲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作为精神病医生,他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他是“反精神病学运动之父”,这场运动挑战了关于精神疾患及其治疗方式的传统观念,而且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激起了共鸣,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

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是一家在精神分析领域非常有名的中心机构。莱因在这里工作,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提出了那些反精神病学的格言,他们认为疯狂是一种社会构造物——是社会压力下的产物。比如,对精神分裂症的解释就是:一种针对荒谬环境的理性反应,特别是在有些家庭中,存在拧巴的交流互动模式。举一个经典例子,有这样一句话:“你不爱我,你只是假装你爱。”这句话同时表明的两点:对爱的要求和对爱的排斥——对某些深受精神疾患折磨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似乎能够解释其病因。根据反精神病学的理论,经历精神分裂的过程有其价值:这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变形。

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观点里,精神病被视作一场类似萨满教发作的过程:人为适应社会生活,累积了重重压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精神病治疗方式是泯灭人性和压制人性,带来了相辅相生的一对灾难性的后果:精神病学压制和精神病学依赖——这两个结果使得人们无法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反精神病运动属于标准的反文化运动,但是抨击精神疗法的保守论调与该运动的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当时,从源头上攻击精神病学,并非仅仅就反精神病学运动这一家。匈牙利裔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 ,1920–2012),他也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尽管对于反精神病学运动来说,他是一个凌厉的对手,但是他也抨击精神病学在道德、法律和哲学上的正当性;他认为各种生物模式的不合理延伸,扩张到了心理学领域,精神疾患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

在精神病医生大卫·库珀(David Cooper)的手里,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标签最后定型;库珀和莱因合作,共同致力于伦敦东区的金斯利社区计划(Kingsley Hall project)。这项计划野心勃勃,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没有等级的社区,在这里,治疗师们可以和精神疾病患者毗邻而居。从1965年一直运作到了1970年,金斯利社区一直饱受争议,并且,1971年刊登出一篇文章《玛丽·巴尔内斯:关于经历疯狂过程的两种说法》(Mary Barnes: Two Accounts of A Journey Through Madness),该文的作者有两位,一位就是玛丽·巴尔内斯,她是住在该社区的一个病人,另一位是她的精神病医生约瑟夫·波克(Joseph Berke),随着此文的发布,很多人都对这个社区疑窦丛生。

就是在这期间,莱因写出了可能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体验政治学和天堂里的鸟儿》(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1967)一书,该书批评西方社会,它的观点是:各种压抑的价值观导致了广泛的不幸福感。1968年5月,各地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该书提前预见了这种情况,同时书中弥漫的情绪非常契合当时的时代氛围。书的第一部分是《体验政治学》,从事文化研究的演说家马克·帕特森(Mark Patterson)将其特征归结为“貌似格言的说话方式”(举一个例子,“我们想要历史的全貌,而不是仅仅想知道更多的历史现象”);与此同时,《天堂里的鸟儿》是一首散文诗,帕特森形容这部分“既吓人,又好玩,还经常装腔作势,外加宽宏纵容。”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欧美现在的社会状况,比如法国的抗议活动,或许能有另外一番解读?(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学生运动,距今刚好50年,考察时代背景,有很大类似的地方:民众对现行制度和生活不满,尤其是物价高企,导致生活日益艰难困顿;精英阶层的不同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其中煽风点火……不知道这属于历史的循环?还是时代的呼唤呢?)

通常都认为,反精神病学运动是在从事精神健康的专业人士手里终结的,因为他们的治疗技术无法减缓精神分裂症的各种痛苦。然而,在莱因式的庞大机构“费城协会”(the Philadelphia Association)的主持下,几十年来,类似金斯利社区的组织蓬勃发展。尽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反精神病学运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它的影响深远,而且彻底扭转了对待精神疾病及其治疗方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