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桩舆论哗然的案件:一位空手道教练拘禁并性侵了一名10岁男童,案件告破后,男童的父亲身藏手枪,在凶手押送途中将其击毙。大众纷纷替这位父亲情愿,尽管他杀了人,但为儿子复仇的心情是普天之下护子心切的父母都能理解的。毕竟,孩子身心俱损,全家都要承受长时间的心理阴影,而在美国的法律下,等待凶手的至多是漫长的刑期,为何不能以眼还眼呢?

《以眼还眼》:为何不是以眼还眼?-书啦圈

美国犯罪学教授米歇尔·P·罗斯在《以眼还眼:犯罪与惩罚简史》一书中,研究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刑罚,不出所料的是,以眼还眼的确是法律尚不健全的时期,许多民族习惯采取的手段。在一些部落,凶手的刑期是由受害者家人所决定的;而另一些部落则坚称,要血债血偿。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的原住民采用“合法对抗”的方式规避家族世仇:它允许被害人的亲朋好友向凶手投掷长矛,凶手则持盾躲避,一旦后者流血受伤(无论伤情轻重),此事便作结。今天能找到最早的以眼还眼书面记录,则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汉谟拉比法典》上。杀人者可能要为死者偿命,无关动机,端视死者是否自由民。虽然有时,以眼还眼稍能解恨——譬如,受《法典》影响的巴基斯坦法律处决过一名连环杀手,以“扼杀、肢解、溶尸”的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有时也会牵连的无辜者——若房屋倒塌,压死了屋主的儿子,偿命者是造屋者的儿子;若杀死一名女性,处死的是行凶者的女儿。

即使不同文化对犯罪行为的定义有出入,但普遍采取以眼还眼,似乎说明它是合乎普遍人性的。对上文中枪杀凶手的父亲来说,让凶手坐牢的惩罚太轻了,不足以抵偿受害者之苦。反而是以眼还眼时代那些谈拢了“价码”的受害人家属满意度更高些。为何后来的刑罚发展不是在旧有基础上完善“以眼还眼”的细则,而是发展出后来不同法系的差异、有了不同的刑罚标准?这恐怕是因为,刑罚不仅仅要考虑受害者的处境,更要结合社会现状,包括对社会中其他群体的影响、文化认同、政治立场抑或经济基础。刑罚也不是独立存在的,既要兼顾历史、预判未来,也要放眼全球、找准位置。

刑罚的变迁史提供了许多例子,它的双面属性需立法者的权衡。譬如,字面意义上的严刑峻法似乎是积极的,它却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依身份量刑”的代名词,成为压垮劳苦大众的最后一根稻草。又如,公开对罪犯实施血腥的肉刑野蛮而不人性,它确乎威慑了潜在的犯罪者。过去广泛接受的行为,会随价值观的改变更迭,如曾被许多社会认可的奴隶制度,而今再无主权国家公开支持。还有过去不常见的新型犯罪、规模和影响更大的跨国犯罪,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律势必要做出调整。在空间上,可以想见,殖民地的法律或会受昔日殖民者的影响,但如今,它也不尽然是个单向的过程,全球化带来的跨越国界的新思想,被罗斯称为“‘全球思维’在各种与之并不兼容的环境中得到的‘本土应用’”。时间维度的古为今用亦是刑事官员们找寻新思路的素材库,美国有些地区便以史为鉴,采用了“公示性惩罚”来羞辱那些招妓者、虐妻者。

考量诸因素,不断完善刑罚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彻底挥别了以眼还眼的简单粗暴,在有些法律中,以儆效尤的观念依旧盛行;也不意味着刑罚趋近于令大多数人满意,人权组织的奔走和严惩凶手的义愤皆未停歇。刑罚欲逼近以公正取信社会的目标,维系的是法制的稳健和谐,与之对应的是,因信任而有更高诉求,寄予无法一概而论的判断,唏嘘者自历历有人。

《以眼还眼》:为何不是以眼还眼?-书啦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