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无论科学家多想用科学来解释人类的起源,都无法完全抛开文化或者说宗教上的牵扯,否则,达尔文也不必将石破天惊的《物种起源》雪藏多年了。而非专业读者又常常反过来被科学之外的魅力所吸引,想去了解人类的起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科学与文化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由是,演化生物学巨擘爱德华·威尔逊写了《创世纪:从细胞到文明,社会的深层起源》一书,可视作他对前两个问题的简要答案。

《创世记》:利他的群体-书啦圈

说本书“简要”毫不夸张,百余页的篇幅,威尔逊轻而易举地将漫长的演化过程和近代生物学的迭代浓缩在精炼的框架里。自然选择是生物演化的驱动力,一言以蔽:“突变提案、环境筛选”。威尔逊提炼的节点顺序分别为:地球上先出现了生命,其次是复杂的真核细胞出现,再是有性繁殖的出现、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随后是社会的起源、语言的起源。比较探讨生命起源的同类书籍,卒见威尔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将社会的起源和语言的起源放在了生物演化的重要位置,而这两者不只是生物学家的议题,也是文化学者津津乐道的。社会性的演化是人类命运的基石。

威尔逊重点分析了“真社会性群体”,以我们熟悉的蜜蜂和蚂蚁为例,探讨昆虫世界如何演化出这些分工有序、高效聪明的群体。另一方面,真社会性群体在所有昆虫类别中却占比不高,这种模式显得有悖直觉:为何有些个体会放弃繁殖后代的权利,甘心成为社会的一颗螺丝钉呢?为了解释其原因,“汉密尔顿法则”一度受到追捧。遗传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将真社会性量化,指出:利他主义演化的发生,主要基于给群体间其他成员带来的收益和成员间的亲密程度。譬如,我们不愿冒险去救一个陌生人,但若换做是救自己的侄子(他带有部分与我们一样的基因),救人的意愿就会强烈许多。也就是说,是利己的出发点成就了利他的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密尔顿法则”被推翻了,它只是看上去严谨,实则无从计算。收益也好,亲缘关系也罢,并不能在当下立刻得出结果。表面上的群体利益最大化,只是事后诸葛亮。在威尔逊看来,利己并不是因,反倒是果。倘我们觉得利己者能占到更多的小便宜,恐怕是因为我们只是着眼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去计算得失;对于群体而言,利他才能使群体获得更大的优势。威尔逊甚至认为,作为真社会性群体的人类,也正是受惠于此种利他的模式,才能在进化过程中超越我们的近亲,成为所谓的主宰者。

在资源有限且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能够各司其职且团结互助的群体看上去更强大,如同“不莱梅的音乐家”一样。大脑的演化使得群体的分工协作更为明确,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复杂。而社交——不仅是跟有亲缘关系的人——也变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它同样不是目标明确的利己交流(或如我们本能地反感精明算计的人一样),更像自然发生的群体内的相互取悦。人类学家猜测,早期人类的谈话既有“白天谈话”也有“夜晚谈话”,前者围绕生活实际展开,后者则是讲故事,包括由虚构故事衍生出的唱歌、跳舞、宗教对话。社交占据的时间越来越多,以至于人们视之为更强大脑和社会发展的动因。归根结底,我们因利他而变得更好。

如此看人类的未来或也不迷惘。一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个体的力量看似是更强大了,但我们仍不可能单打独斗,疏离了彼此的协作,失去了群体的优势;二来,我们生存的环境与自身的发展休戚相关,两者相互渗透,比如个体微不足道的碳排放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比如疫苗在人群中的接种比例会影响群体的免疫,比如蝴蝶效应,利己的群体怕是要贻害自身,如何将利他的优势保持下去,亦当是科学和文化共同关心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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