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明天的天气怎样?在今天,这不是难题,任何人都可以打开手机,轻松搜索:是否降雨、有无污染、乃至穿什么衣服,一目了然。受惠于天气预报,我们得以“未雨绸缪”。然而,直到19世纪中叶,天气预报依旧不被信任,气象学被视为带有玄学色彩的学科。英国作家彼得·穆尔的《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还原了早期气象史。

《天气预报》:如何“预报”未来-书啦圈

如其他新科学发展史一样,气象学也经历了观察、争论、实验之途。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就是个早期气象学爱好者,他在书房天花板上做了个简单装置,与屋顶的风向标相连,随时知晓风向。不同的观察者以自己的方式描述天气,水文学家弗朗西斯·蒲福则抛砖引玉,给风力划分了等级,并以代码描述不同的天气。热气球的发明让天空不再神秘,电报的发明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18世纪后,气象学渐有雏形。科学家对气象原理的解释各执一词,争论白热化,彼时大胆的气象学家詹姆斯·埃斯皮语不惊人死不休,声称给他一个气柱,他能呼风唤雨。媒体感到很新奇,跟踪他巡讲所到之处,竟总有雷雨相随,因而获“雷电教授”之名。

气象学研究虽然热闹,天气预报的诞生却不顺遂。它就像个早产儿,命悬一线,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使人信服。突破思维定式的科学家敢为人先,但要将成果落实,需说服众人共同改变,这并不比科学探索本身容易,因此,超前于时代的科学家未必能功成名就。

书中着墨最多的罗伯特·菲茨罗伊即是一例。后世对他的评价,通常是“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的船长”,但他更应该作为一名气象学的先驱被铭记。菲茨罗伊使气象局从行政中心变成了活力十足的部门:分析电报传来的气象数据、总结预测风暴的方法、渐渐不再局限于船员和海边生活者,让预报服务于普罗大众——“明后两天的天气概况……南部地区:较强的偏西风,晴”,已然非常接近今日的天气预报。可是菲茨罗伊却饱受质疑,表面的原因是预报時有不准(其实准确率达到了75%),深层次的争议主要有二:一是在宗教立场上,气象预报挑战了“天气是种神力”的宿命论,如同达尔文宣称“人是猴子变的”一般石破天惊;二是基于科学性的质疑,菲茨罗伊的预报系统是“试验性质的过程”,不够严谨、完善。

科学发展得很快,即便如此,天才的预测和有力的论证之间仍有时滞,它往往是争议的来源。譬如,20世纪争议最久的科学问题:全球变暖、人们等待“实锤”,但它的别名是“来不及”。在实用科学中,更揪心的例子是,与疾病赛跑的患者是否尝试新型药物。反对的声浪中,菲茨罗伊或许显得冲动冒进,但他应当无怨尤。因为对他而言,天气预报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非沽名钓誉的手段——多年的航海经历、与死神的擦肩,让他比旁人更了解未卜的天气何等凶险,他从中获得了“催人奋进的情感力量”,急于用不成熟、却正在不断改进的成果挽救生命。

丹尼尔·笛福曾说,英国船只的平稳,影响了水手们对风的感受。菲茨罗伊正相反,科学感性的一面有时可以预见理性未见之处。受惠于科学指引的未来,亦不该忽略那些知不可能而为者及其大胆的“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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