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技术进步、信息过剩的20世纪末,人们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而尼尔·波斯曼却不合时宜地唱衰,提出了“技术垄断”一词,提醒人们关注技术的另一面。《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的开篇,波斯曼以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作引:埃及法老塔姆斯臧否友人特乌斯的发明,说到文字,塔姆斯直言,它会让人健忘、让人自以为知识广博,以致“自负张狂”、“成为社会的负担”。那文字的好处呢?它不言自明,我们反倒要警惕过度依赖、推崇它而不自知。波斯曼观点和塔姆斯相仿,他不是对技术的好处闭目塞听,而是在众人疯狂的时候保持理智。当技术变成了垄断性的存在,足以颠覆这个世界的规则时,必须确保人们对它的弊端了若指掌。

《技术垄断》:技术的傲慢-书啦圈

技术的应用方向或许跟发明者的初衷相悖。譬如书中提到,钟表的发明最初是替修道院的僧侣校正时间,后来却变成了上班族的紧箍咒。显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用途更广泛。技术常常自带意识形态偏向,我们以为它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结果却反受它的掣肘。以教育为例,许多育儿书都建议父母限制儿童看电视的时间,认为直白的图像会让孩子“变笨”,爱看书的孩子将来才会成为学霸。波斯曼认为,这其实是电视和印刷隐含的不同意识形态偏向,所谓的静不下心来读书的“笨”孩子只是站错了边,但他们未必是永远的失败者,一旦新的技术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我们的文化就会认同其他的特质。届时,擅长读书的学霸可能因“反应迟钝、缺乏激情”、自以为是,而被贬低、被淘汰。随着计算机越来越频繁地应用于教学,文化认同的偏向正在缓慢地改变。

而我们之所以热爱技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貌似提供了一种方案,能减轻我们的信息焦虑。在波斯曼看来,这却是一种文化艾滋病(AIDS),是抗信息缺损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信息传播得很快,我们无所不知,看上去还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实际上,却引入了信息控制机制,如波斯曼列举的官僚主义、专家和技术性控制。我们只是变相地把责任转嫁给了技术,由它们来替我们做决策,也让它们来替错误背锅。可我们真的因此变得更轻松、更省力了吗?我们感到挫败乏力,既不相信“砖家叫兽”,也不相信自己。

何必求助名医?让计算机分析我们的化验指标,依程序开药,甚至手术,那就不存在医闹了;哪个环节发生的问题均可归咎于计算机的故障,我们只操作开关,我们没有错;科学看起来更可信赖,所以,社会“科学”要拿数据说话,似乎可以凭此推断出个体的行为……波斯曼不无辛辣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终极权威形象,已经从“白髯垂胸的老人变成了穿白大褂的年轻男女”,后者代表了与时俱进、无所不能的新技术,其傲慢凌驾于对海量信息无所适从的门外汉将信将疑的不安。

技术垄断如此顺理成章,抵抗技术垄断犹如推动西绪弗斯的石头。在本书出版20余年后,我们仍然需要逆流而行的声音,坚持人之于技术的主动性,当然,这需要我们有跨学科的视野和思考能力,会比单纯交给技术更艰辛。此番努力,应当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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