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列强身上寻找出路的历程 ——读《中国的近代性》-书啦圈

著名的宪法学家王人博所著的《中国的近代性》一书,以1840年到1919年这一段近80年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作者通过对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考察得出结论,近代中国对西方由守旧到开放、由局部到整体,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演变,是中国人民主动、积极的自我选择,也是中国人民从西方列强身上寻找自身出路的历程,更是中国人民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历程。
《中国的近代性》一书由“受损的传统世界、西方的诱惑、求生之道、革命、‘五四’思想”等五个大部分组成。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受损的传统世界”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战争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虽然历史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儒教中国也曾受到某些少数民族的侵扰或征服,但这些少数民族最终取得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归依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汉文化。”所以,“中国并不存在文化上的生存问题。而鸦片战争则不同,西方不但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而且导致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传统也面临前所未的的威胁。这场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的创痛,而是文化上的损伤。”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维系一个国家的思想基础,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文化的损伤,实际也就是精神的崩溃,思想的瓦解,实力的降低。一些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伤,唤起了他们内心不甘受屈辱的愤怒,所以,“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一部分的宪制思想,无疑是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学习西方以借法自强的进程,而开始孕育生长历程的。”“近代中国宪制思潮的发端,是一个艰难复杂的地过程,其中存在一个由守旧到开放、由局部到整体、由制度层到价值内核、以及由引进、模仿到吸收、构建的过程。中国人并非被动受刺、被动响应,而是冷静主动、积极的自我选择。”
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作为曾经称雄世界的泱泱中华帝国,因为清王朝的闭关守国,导致国力下降,所以,才有列强的入侵。因此,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西方的诱惑”中作者也指出,“西方给中国带来了耻辱和灾难,也带来了希望;它强迫我们从敌人身上寻找出路。”那么,西方给中国带来的什么希望呢?从闭关守国造成的落伍中,一些“在维新人士看来,传统文化中的纲常名教是与专制政治孪生的,它是中国致弱的根源。专制不破,中国不兴。”这,就是说,西方列强的入侵,让一些知识阶层,感到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病灶。但是,如何破除专制政治,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见解,他们相互博弈,莫衷一是,诚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民主、立宪、共和、自由、平等这些价值素间的混乱以及制度层面上的脱序,使得整个文化缺失了根性和整体性。”
在这本书的“求生之道”这一部分中,作者将清代保守改良主义走上预备立宪的经过、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产生的过程,一一进行了介绍。作者指出,由于“在中国的身边发生了日俄战争,交战的结果是大国沙俄惨败于小国日本。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看来,这场战争不只是日俄两国之战,而是宪制与专制之争。”也就是,在一些中国人看来,正是日本的宪制改革,才让这个岛国一下子变得强大了。作为中国,理所当然也应该走立宪之路,也重振国威。于是乎,袁世凯、张之洞等清朝重臣纷纷上书,要求立宪。很快,宪制编查馆、资政院、咨议局成立了,《钦定宪法大纲》也出台了。不过,这时诞生的《宪法》还是“新瓶装旧酒”,“宪法是由最高统治者强加给平民百姓的,是用以确认某个集团或某个阶层特权的最高并不意味具有最高效力的文件。”
正因为此,一些主张走共和革命的人,如孙中山等,对“立宪派”及其产生的“宪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革命”这一部分里,作者将孙中山等的革命主张进行了阐释。在孙中山等共和主义者看来,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真正使中国摆脱落后,走上富强之路。在这场论点中,孙中山选择了武装起义的方法,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同时,孙中山又一手倡导制定了革命后的第一个宪法性的文件——《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不过,革命的成果很快让假装革命、实则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袁世凯窃取。“孙中山激进而充满矛盾的宪制方案最终也无法在中国实现,”革命的结果,是“一个比满清王朝更坏的黑暗年代的到来,”中国社会,面临着分裂瓦解的危险。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反孔教,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在“‘五四’思想”这一部分里,作者重点介绍了陈独秀、胡适这两个人物所各自的主张和观点。其实,也就是选择学习苏联道路还是选择学习西方道路的一场博弈。不同的政党,最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曾经的革命兄弟,变成了两大敌对阵营。这恐怕也是许多革命先驱始料未及的结果吧?!

(《中国的近代性》 王人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