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载于《岁月推理》杂志2013年6月银版和2013年7月金版,作者:Z总监

        作者注:  今天(6月2日),是  “中国推理小说之父”程小青(1893—1976)诞辰日,笔者曾经于2013年程小青先生诞辰120周年时写下本文纪念,三年之后的今日将旧文略加修改,于“书啦圈”  网络发表,和大家共享。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对程小青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比较陌生,然而在近百年前,他曾经开创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推理文学。他通过翻译大量欧美各国优秀推理作品,进而结合中国文化特征和民国时代特色,原创出大量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推理小说。

       众所周知,推理小说起源于欧美,对中国人来说是纯粹的“舶来品”。虽然中国古代有“包公案”、“狄公案”等和推理小说同属“犯罪题材”的公案小说,但是和推理小说相比,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的立意重伦理轻法律,案件描写重结果轻过程,调查案件和取证依据重主观臆断轻科学推理,因此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理小说。

       直至19世纪末,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政府紧锁的国门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在中国逐渐兴起了学习西方,大量翻译欧美作品的热潮,推理小说才由此进入中国。

       在这种几乎从零开始的情况下,民国推理小说家们通过自身不懈地努力,翻译国外优秀推理作品,原创大量推理小说,创办一系列推理文学杂志,共同掀起了中国推理小说的第一次热潮。

       特别是被誉为“中国推理小说之父”的程小青,一直不遗余力地在中华大地普及推理文化,他主持翻译了柯南.道尔、范.达因、埃勒里.奎因、阿加莎.克里斯蒂等许多欧美优秀推理小说家的作品;他创作的《霍桑探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风靡全国,其中主人公霍桑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他还参与创办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侦探世界》、《紫罗兰》,三十年代的《珊瑚》,四十年代的《新侦探》、《蓝皮书》、《红皮书》等一系列与推理文学有关的杂志,其间虽几经波折,仍不改其志。

       在程小青的影响下,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推理小说家,其中包括“侠盗鲁平”之父孙了红,作品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俞天愤,作品注重缜密思维的陆澹安,擅长写家庭奇案的张碧梧等人。

       有许多评论者认为,就推理文学起步水准而言,中国民国时期的推理小说远远高于“黎明期”的日本推理文学,甚至可以与日本推理文学兴起的“新青年时期”相并肩,就连“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也对民国时期中国翻译欧美推理小说的数量和质量大为赞赏。

       (作者注:“黎明期”是指1889年-1922年,日本推理文学形成初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推理文化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以翻译和改写欧美推理小说为主,原创推理作品水平有限;“新青年时期”是指1923年—1946年,以江户川乱步为首的日本推理作家们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创造了日本推理文学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

      作为  “中国推理小说之父”,程小青为中国推理文学的起步做出了哪些贡献?他又给后人们留下哪些珍贵的遗产?下面就让我们追寻这位中国推理的前辈的足迹,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他为中国推理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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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对国外优秀推理小说的翻译

        中国人最早翻译的国外推理小说是“英国推理小说之父”亚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早在清朝末年的1896—1897年,《时务报》就相继刊登了四篇选自《福尔摩斯探案》的译作,这四篇译作分别是《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原作:The Naval Treaty)、《记伛者复仇事》(原作:The Crooked Man)、《继父诳女破案》(原作:A Case of Identity》、《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原作:The Final Problem)。这四个短篇的译者是张德坤,文中将“Sherlock Holmes”翻译为“歇洛克.呵尔唔斯”,“Watson”翻译为“滑震”。

      《时务报》是晚清维新派宣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刊物,由于当年国人对“推理小说”这个概念尚无认识,翻译者很有可能将这四篇福尔摩斯的故事当成了真实的案件记录,因此将这些故事署名为“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或“译滑震笔记”,反而对小说真正的作者柯南.道尔只字未提,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对故事的叙事结构和人称做了极大的修改。

       推理小说真正作为文艺作品被翻译介绍给中国大众,还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除了福尔摩斯系列部分篇目开始作为小说继续被翻译介绍之外,欧美和日本其它推理小说家的一些作品也开始陆续被普及。其中包括1903年《小说林》刊登了周作人(笔名“碧罗”)翻译的美国推理作家爱伦.坡的《玉虫缘》(今译《金甲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硕甫根据日文译本转译的法国推理作家加博里奥的《血案》(今译《勒鲁菊血案》);1914年《中华小说界》创刊号上刊登了徐卓呆翻译的法国作家勒布朗的《八一三》等。

      1915年,程小青开始尝试翻译国外的推理小说,不久就在《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的鼓励下,和朋友周瘦鹃等人开始大量翻译国外的推理小说。与前人的相比,程小青等人翻译的国外推理小说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翻译作品系统化。在程小青之前,被翻译的国外推理小说大部分都是零星刊登在杂志上,而集结成册出版的极少,成套翻译某系列推理小说的更是缺乏。从1916年开始,程小青开始联合自己的好友们和当时一些文坛名士,翻译了一系列优秀的推理作品,其中包括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程小青与天虚我生、周瘦鹃、刘半农等人翻译的文言文版《福尔摩斯侦探全集》(由于当年柯南.道尔依然在陆续创作福尔摩斯系列故事,所以这套书并不是真正的全集);1931年,程小青翻译了美国推理小说家和评论家范达因主编的《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该书选录了爱伦.坡、奥斯丁.弗里曼等19世纪著名推理小说家的经典作品;1941年程小青应世界书局邀请,主持译者们用白话文再次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翻译介绍了柯南.道尔创作的全部60篇福尔摩斯的故事等等,他的好友周瘦鹃等人也1918年出版翻译了勒布朗的《亚森.罗苹奇案》等作品。

       第二,翻译作品极具时效性。程小青非常及时地翻译了一些国外优秀推理作品,甚至达到了译作和作家本人创作时间相差无几的地步,例如1932年—1942年程小青陆续翻译了范达痕(今译“范达因”)的斐洛凡士(今译“菲洛.万斯”)探案系列的十二部小说,其中的“The Bishop Murder Case”原作于1929年出版,仅仅四年之后,1933年程小青就出版了译本《黑棋子》,其它作品也在原作出版之后的五至七年之内有了译本。

       第三,翻译作品具有全面性。除了翻译当时已经成名的国外推理小说家的名作,程小青等人也十分关注国外推理文坛的新人,1946年程小青翻译了后来成为“欧美推理界黄金三大家”之一的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原作于1932年出版),之后又陆续翻译了国名系列的其它三部作品。

程小青翻译埃勒里.奎因《希腊棺材》.jpg

        同年,程小青在《论侦探小说》一文中,盛赞奎宁(即埃勒里.奎因)和葛笠斯丹(即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的作品,“无论在技巧结构和作品的数量上都具有后来居上之势,在最近一二十年中,更是风靡一时”。关于“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程小青1947年翻译了《波谲云诡录》(今译《桑苏西来客》),程小青的文坛好友姚苏风也与1948年至1949年在《大侦探》杂志连载翻译了《皇苑传奇》(今译《罗杰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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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优秀的推理小说突破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隔阂,为中国的读者接受,程小青等译者在翻译欧美推理小说时,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们并没有直接生搬硬套的将英文翻译成中文,而是对原作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增加和改动,采取了让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的语言风格。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就使用了浅显文言文来翻译,同时删去和故事主干关系不大,不易理解的部分,增加有特色的人物对话,其中《隔帘髯影》(今译《黑彼得》)这篇故事,原文福尔摩斯在最后与警官道别时提到自己在挪威的住址,文言译本直接用福尔摩斯的一句“愿汝晚安,别矣”结束全文,显得简练隽永;此外程小青在翻译奎因的短篇小说时还使用了“偷鸡(投机取巧)”等方言词汇。

       通过程小青等民国推理小说家的努力,大量国外优秀的推理作品相继被翻译和出版,很大地丰富了当时中国的通俗文学市场,推动了中国推理文学第一次热潮的形成。

    

和而不同——塑造“中国特色”的侦探形象

       除了翻译介绍大量国外优秀的推理小说之外,程小青还着力于创作中国本土的推理小说,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形象。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程小青笔下的大侦探“霍桑”曾经风靡中国,成为当时大众的心中偶像,并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平心而论,霍桑确实带有很多福尔摩斯的影子,他们同样通过他们严谨的推理能力屡破奇案;不畏权贵,同情平民大众;追求正义但不拘泥于法律;既对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学均有一定研究,也对音乐美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甚至就连他们身边的一些角色的设定都极为相似:福尔摩斯有搭档华生,霍桑有助手包朗;福尔摩斯经常和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等警官合作,与霍桑一起办案的则是上海警局的汪银林等警官,平时照顾福尔摩斯生活的哈德森太太,帮霍桑打点生活琐事的女佣施桂。

  然而,如果因此将霍桑视为福尔摩斯的翻版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仔细比较福尔摩斯与霍桑,也会发现他们很多不同的地方。假如说福尔摩斯是忠诚、严谨、特立独行的英国雄狮,霍桑就是热情、智慧、叛逆的中国巨龙。

       福尔摩斯和霍桑最明显的一点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性格上的不同,虽然两名侦探都有着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福尔摩斯自负而清高冷傲,他自诩是世界上第一位且是唯一的私人咨询侦探,就连华生也会偶尔抱怨他的自命不凡和藐视旁人;而霍桑则是谦逊而平易近人,他总是在强调人不是万能的,自己的智慧也有一定限度,包朗也对他的平和与虚心很感慨。

       在与警方的关系上,福尔摩斯非常鄙视苏格兰场警官们的无能和鲁莽,时常用 “一群蠢货中的佼佼者”一类的话嘲讽之;霍桑对于经常合作的上海警局的警官,则是肯定大于批评,例如他认为“汪银林虽然是官方侦探,但也有实力的人,侦破案件离不开他的帮助”。如果说在福尔摩斯身上体现了英国人彬彬有礼但孤傲难以接近的性格特质,在霍桑身上则看到了中国人谦逊平和的人生态度。

        出身于英国准贵族家庭,崇尚的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的福尔摩斯,其生活主调终归和下层民众有着一定距离,对于下层民众的苦难,他虽然充满怀同情,但是很难感同深受;霍桑则是普通的农家子弟,在他身上,既渗透着祖传的“仁”与“礼”的儒者风范,更有着自身独特的侠客精神。他是平民阶层中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能匡护正义、疾恶如仇的勇士。强烈的平民意识使霍桑能够给予底层民众真正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对《沾泥花》里做过妓女而自卑的来访者的安慰和鼓励,在《乌骨鸡》中坦言自己的服务对象是“民治制度不彻底下的一般无权无勇含冤受屈的大众”。

       对于行为不端的贵族或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的不义之徒,福尔摩斯虽然不齿于他们的行为,但也无法做出坚决彻底的反击行动;而霍桑却敢于直白地对所谓上流人的荒淫无耻表达鄙视和不满,认为他们将“一切都商品化了”,简直是“醉生梦死”,对于为富不仁却无法受到法律制裁的恶徒,霍桑总是能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他们惩戒,例如对于《第二张照》中的敲诈犯,法律无法给予重惩,霍桑就巧妙地利用受害人的粗鲁狠狠地教训了敲诈犯一番,对《乌骨鸡》中的奸吏,霍桑则狠狠地榨了他一笔委托费然后把钱捐给民众工团,颇有中国古代侠客“劫富济贫”的风范。

       福尔摩斯和霍桑都是满怀爱国热忱的志士,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从福尔摩斯的言谈中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祖国的信心,他将查案途中见到的学校比喻成灯塔,认为“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即使在他晚年英国卷入一战漩涡,他还是相信“风暴过去后,更加纯洁、更加美好、更加强大的国土将屹立在阳光之下”;而霍桑更多的是对家国的忧患意识,经常能看到他对当下祖国的境况,发出“外欺频仍、内讧不绝、荒灾连年、民不聊生”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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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福尔摩斯和霍桑侦探形象会有这样的区别?这取决于柯南.道尔和程小青各自的创作理念和对笔下侦探不同设定。

       柯南.道尔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英国建国以来最辉煌的时刻;而程小青所处的民国初年的中国,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假如说《福尔摩斯探案》是柯南.道尔谱写的盛世遗曲,那么《霍桑探案》就是程小青创作的乱世悲歌。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拥有遍布五大洲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刚刚完成,经济繁荣,政治稳定,“雾都”伦敦更是这个强盛帝国的中心;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遭受着内忧外患,国土被列强侵占瓜分,战祸连绵,时局动荡,民生凋敝,“魔都”上海正是这个动荡年代的缩影。

        生活在维多利亚盛世的柯南道尔将侦探小说看作自己的第二职业和提供给读者“消遣解闷的良法”,在他笔下理性而严谨的福尔摩斯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时代之光”,是英国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社会的忠诚卫士。

       生活在民国乱世的程小青就不敢如此随意,他创作侦探小说除了生计和兴趣之外,更有一种改良社会的责任感,他认为侦探小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讲宣传科学民主法制、改良社会风气的工具,他着力塑造的侦探霍桑热血而机智,既是民国初年上海滩的“乱世英雄”,又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挑战者和科学民主新思想的传播者。

       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理念不仅变现在笔下的侦探形象上,更蕴含在探案故事之中。以他们各自的成名作《波西米亚丑闻》和《江南燕》为例,在这两篇作品中,福尔摩斯和霍桑都少有的受到了挫折,并遭遇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两篇作品的内涵和意境却大不相同。在《波西米亚丑闻》中,福尔摩斯接手的是与皇室丑闻有关的委托,一波三折的情节,福尔摩斯与美丽智慧的女歌星艾琳的斗智和若有若无的暧昧,让这个短篇对读者极具吸引力和娱乐性。《江南燕》中霍桑遭遇的是暴发户财主家的失窃案和恐吓案,故事的误导和逆转让读者惊讶,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大盗江南燕的直爽和侠义,通过案件反映出上流社会的黑暗腐败更令读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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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势创造英雄,环境成就侦探,程小青笔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霍桑在给读者带来惊险神秘的探案故事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中表现出国家民族的个性与时代的变迁,可以让后人对小说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抛砖引玉——创办推理杂志和相关理论研究

        民国初年,中国并没有专门刊登推理作品的杂志,翻译和国内原创的推理小说一般散见于《礼拜六》、《新小说》、《小说林》等文学类杂志中,直到1923年,程小青与严独鹤、陆澹安等人应世界书局编辑沈知方邀请,创办了《侦探世界》杂志。

        《侦探世界》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的推理文学杂志,为半月刊,以刊登推理小说为主,武侠和冒险小说为辅,从1923年6月至1924年5月,该杂志一共出版了24期。可惜由于原创推理小说太少、编辑时间太短、稿件质量下降、读者苛责太多等原因,《侦探世界》仅仅维持了十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了。

        在《侦探世界》停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没有出现过专门的推理文学杂志,因此程小青等推理小说家们另辟蹊径,通过自身担任编辑和杂志撰稿人的机会,在一些文学小说类杂志上创办推理小说专栏或者专刊,发表了大量国内外推理小说和相关理论作品。

       例如从二十年代延续到四十年代的《紫罗兰》杂志,推理小说一直占据了较大的篇幅,上面刊登过程小青撰写的福尔摩斯和罗苹同人小说《龙虎斗》和理论文章《侦探小说在文学上之位置》,周瘦鹃和张碧梧翻译的《亚森罗苹最新奇案》以及孙了红、陆澹安等推理小说家的名篇;同时代的《红杂志》(后易名《红玫瑰》)杂志,刊登了俞天愤、孙了红等人代表作;三十年代的《珊瑚》杂志,刊登过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的一些名篇和理论文章《从“视而不见”到侦探小说》。

       直到1938年9月,友立公司出版部发行《侦探》杂志,这是中国第二份推理文学杂志,除了刊登原创推理小说和翻译国外推理作品之外,该杂志每期还会刊登一些图片推理谜题和侦探科学知识,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侦探》于1941年左右停刊。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1946年1月,程小青再度主编了专门的推理文学杂志《新侦探》,该杂志内容非常丰富,栏目分类非常详细,分为图照探案、特载、短篇、中篇、长篇连载、研究和小探案等。程小青除了在每期杂志上刊登他的代表作“霍桑探案”的新篇目,例如《百宝箱》、《毋宁死》等,还组织翻译了一些国外推理名家作品,其中翻译的名篇以埃勒里.奎因的作品最多,包括程小青翻译的《觅宝藏》(今译《寻宝游戏》),孟頫翻译的《谋杀游戏》(今译《七只黑猫》)、吕白庐翻译的《非洲旅客》等。杂志上还有一些介绍侦探科学知识的栏目,例如罗薇的《科学侦探术》和陈传新的《犯罪学讲话》等。可惜与《侦探世界》遭遇的困境一样,由于稿源缺乏等原因,《新侦探》只维持了大半年就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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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侦探》几乎同时创办的《大侦探》杂志,是民国期间发行世界最长专业推理文学杂志,从1946年1月发行到1949年6月终刊,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多,共发行36期,由孙了红、吴承达、徐慧堂等人先后担任主编。该杂志以翻译国外优秀推理作品和发表由真实案件改写的案件实录为主体,先后刊登过美国著名短篇推理小说家杰克·福翠尔“思考机器”系列的部分作品以及“欧美推理界黄金三大家”埃勒里.奎因、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约翰.狄克森.卡尔的部分中短篇作品,还有一些根据国内外警局侦破的案件记录改写的纪实小说。

       除此之外,同时期的和推理文学有关的杂志还有由孙了红主编,1946年至1949年在上海发行了26期的《蓝皮书》和由程小青、孙了红等人担任编辑,于1949年上半年出版了四期的《红皮书》等等。

       通过回顾民国时期推理文学杂志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推理小说进入中国以来,尽管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但是和同时流行的武侠、言情小说相比,推理小说的定位并不明确,读者经常会把它与武侠、惊险小说混为一谈;此外,推理小说也缺乏固定作者群和读者群,许多曾经写出过优秀原创推理小说的作家,往往都是“乘兴而作,尽兴而止,”最终将创作从推理小说转换到了其它方向。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中国原创推理小说创作的缺乏和断层,致使推理文学杂志的运行发展举步维艰。

       面对推理小说发展这种尴尬的状况,程小青除了继续坚持推理小说的翻译和创作,还撰写了大量有关推理小说的理论文章,包括《侦探小说作法的管见》(1923年《最小报》第11期)、《从“视而不见”到侦探小说》(1933年《珊瑚》第13期)等。

(作者注:民国时期小说家往往把推理小说称为“侦探小说”,因此本文在引用民国作家原话的时候保留“侦探小说”一词,而在行文的时候使用“推理小说”这一目前通用说法,特此注明。)

        在这些理论文章中,程小青主要从两个方面为推理小说“正名”:

        第一,回顾历史,为推理小说争取文学地位。在《侦探小说在文学上之位置》(1929年《紫罗兰》第3卷24号)和《谈侦探小说》(1929年《红玫瑰》第5卷11期)中,他澄清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不是真正的推理小说,真正的推理小说史由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杜宾探案”开启的。由于推理小说历史较短,作品相对较少,所以得不到墨守成规的文坛批评家的认可。事实上从文学最重要的条件想象、情感和结构技巧三点,推理小说均符合。而在布局缜密、脉线吻合、语言精练等方面,推理小说比其它类型小说更胜一筹。

       第二,明确定位,介绍推理小说的叙事特色。在《论侦探小说》(1946年《新侦探》创刊号)和《侦探小说的多方面》(1933年《霍桑探案》第二集序言)等文章中,程小青提出,与其它小说相比,推理小说除了“情”的元素之外,还多了一层“智”的意味,推理小说更侧重科学性,“它可以扩展人们的理智,培养人们的观察,又可以增进人们的社会经验”。

       程小青还着重探讨了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认为“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内中只有一条可以达到揭发真相的鹄底,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那就必须劳包先生(对侦探的戏称)的神了”,还提出推理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座迷阵,作者用笔尖的力量将读者吸引进来,让读者回旋曲折一时找不到出路,直到小说结束,作者才突然把迷阵的秘门打开,让读者恍然大悟。此外,他还对推理小说的首尾呼应,叙述视角、取材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早在民国时期,程小青就对推理小说创作中线索布置和误导等手法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可惜他对推理小说两大要素“推理”和“诡计”认识仍有不足。对小说逻辑推理方面的理论尚有所论述,而在诡计创作方面的理论总结几乎是一片空白。当然由于时代和创作环境局限,对此我们无法过分苛求,作为中国推理小说的先驱者,程小青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不懈的创办和支持推理文学杂志,总结自己对推理小说的认识和创作心得,为创作推理小说的后辈们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展示平台,他无愧于“中国推理小说之父”的称号。

       程小青等民国推理小说家通过各自的努力,在原本一片荒芜的中国推理小说界悉心耕耘,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产,可惜由于时局动荡和创作环境变化等原因,中国推理小说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程小青诞辰之际,作为华文推理的作者和读者,我们应该如何较好地传承前辈们留下的这份珍贵的遗产并且发扬光大,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