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幼时自认运气不好,同学中有患流感、水痘的,总是第一个传给我。长大方知,自己就是流行病学中所谓的“易感人群”。看到英国流行病学专家亚当·库哈尔斯基的《传染》一书,自是急于一窥堂奥,而它的副标题又戳中方方面面的“易感人群”:“为什么疾病、金融危机和社会行为会流行”。
库哈尔斯基认为,很多问题的发展、传播、流行、控制都与传染病如出一辙:一家公司的崩盘可能蔓延至一堆公司,乃至引起金融危机;少数人的行为可能成为群起效仿的对象,愈演愈烈;甚至在我们生活中也会不自觉浸淫身边人的习惯,比如朋友的肥胖也能“传染”……我们大可以用研究传染病的方法来研究其他“传染”,拓宽思路。
我们能够系统地研究传染病,不过是近百年的事。在19世纪末,蚊子会传播疟疾的想法还只是一些医生的猜测,遑论厘清其中因果。英国微生物学家罗纳德·罗斯为印证这一猜想,让蚊子叮咬感染了疟疾的鸟,再解剖蚊子的唾液腺,从中发现了疟原虫。此举让他斩获了诺贝尔奖。然而库哈尔斯基在书中着墨更多的,是罗斯获奖之后的贡献。罗斯用模型思维对疟疾的传播趋势进行了分析,这一理论被称为“蚊子定理”。倘若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帮凶,那么将蚊子控制在多少数量之下,可以有效减少疟疾的传染呢?罗斯假设,一群蚊子中有四分之一可以叮咬到人,这其中又只有三分之一能成功叮咬到下一个人。那么在一个1000人的村庄,出现一例疟疾患者时,需要有48000只蚊子才会出现第二例患者。当然,罗斯略去了现实中的复杂变量,但从中不难窥见,控制疟疾传染未必要将蚊子一网打尽,是付出适度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
类比“蚊子定理”的思维方式,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概念是再生数(R值),它指的是一个感染者预期导致的新发感染人数平均值。决定R值的关键因素有:疾病的传染期、传染机会数、传染概率、人群的易感性。控制传染往往从上述一个或多个变量入手,譬如灭蚊就是降低了疟疾的“传染机会数”,接种疫苗则是降低了“人群的易感性”。
库哈尔斯基指出,在其他领域,R值也颇有借鉴意义。在金融领域,就有人设想出预防金融危机的举措。如,让居于联结网络中重要位置的银行有足够资金,即降低其对“疫病”(被倒闭潮波及)的易感性;对风险较大的交易活动设置“隔离保护”;干预金融网络的结构,尤其是移除其中隐蔽而纵横交错的环形连接,以降低“传染机会数”。用传染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会产生新解。书中举了暴力犯罪的例子:很多人会将暴力视作道德问题,简化成爱好和平的好人和诉诸暴力的坏人这类二分法。但有研究发现,产生暴力的最主要因素不是道德水平,而是之前发生的暴力事件,即便只是在媒体上报道自杀和枪击事件,都会导致局部地区同类事件发生率上升。这种“传染性”可以反过来作为突破口,反制暴力。名为“治愈暴力”的组织就从实施暴力者、被施暴者、双方身边的社交网络着手,锁定高危人群、阻断传播链条、对潜在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今天,各式各样的“传染”带来的挑战较之过去更为严峻,这与今人所建立的复杂的、实时的、远距离的联结有关:全球贸易建立起错综的经济网络,须臾不离的社交媒体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便捷的全球旅行让地理距离不再是疾病的屏障……然而“传染”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无论是病毒还是金融工具,一个观点还是一组行为,都是加入了许多新变量的老问题,一样和传染期、传染机会数、传染概率、人群的易感性有关,一样可以针对这些因素来调控。同时,也新增了许多技术手段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洞悉传染链上的薄弱环节、缺失环节、特殊环节,传染未必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