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英国哲学家A.C.格雷林是个明星学者，除了著书、写专栏、上节目，他成立的私立大学“新人文学院”汇集了理查德•道金斯、尼尔•弗格森这样的大腕加盟，足见其影响力。格雷林的新作《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自然也吸睛无数，对普通读者而言的隐性因素是，“天才”本就是个热议话题，媒体的爆发让天才离我们前所未有的近。
格雷林在卷首抛出一个疑问：17世纪堪称纷争不断的混乱时代，可与此同时，这个时代涌现了诸多的天才，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原因何在？或许，以“天才时代”来定义17世纪不够准确，单以聪明的头脑、伟人的数量或后世的知名度论，17世纪未必是最出挑的，《文明的度量》、《天才地理学》等书对天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剖析得更为准确。窃以为，格雷林的立论重点不应当在于替这个时代“争第一”，而是聚焦“动荡”和“突破”这对看似矛盾的关系是如何共存的——常理来说，安心研究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教育资源不都是天才们需要的吗？
而史学界以“17世纪危机”总结这个时代，有学者分析，当时全球可能有1/3的人口在战乱、饥荒、瘟疫中消失，格雷林更是花了大量的篇幅细细讲述欧洲政治环境，特别关注了三十年战争和英荷海战。战争的消耗自不待言，但它同时带来了较为积极的转变：其一是教会的霸权减弱，权威的挫败为新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土壤；二来是军备的升级，催生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最广为人知的天文学变革为例，“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不仅仅是科学家各抒己见，后者也不是石破天惊突然出现，只是其背后隐含的是对宗教正统的反叛，提出者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且大众也未必能够理性接纳。在宗教权威式微的时间节点，变革才毫不偶然地发生了，其他新知的提出大抵如是。格雷林还引述了一个有歧义的词：“放荡”，其含义端视语境，今天若以之形容私生活是个贬义词，但在其他语境下——如魏晋风骨、“放荡不羁爱自由”——则令人称羡了。在17世纪上半叶，“放荡”特指科学家和哲学家，盖因他们的先进观点很可能反对宗教原则；到17世纪下半叶，更为人所知的用法出现了，“放荡”用来指代沉迷声色、道德败坏之人，这其实是前者的衍生：内核仍是反对宗教。
17世纪的重要性正在于它起到了一个前科学世界观向科学世界观转折点的作用。人们可以用理性和科学工具自由地探索，不必服从于宗教。彼时的许多科学家尚在今天看来的伪科学（如魔法和神秘主义）和科学间摇摆；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待完善。然而伴随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涌现，辅之以更高效的信息交换传播工具，去伪存真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构建起了一座座科学的巨厦——最初的制砖工艺或已淡出视野，却不应被低估。
四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以理性和自由创造新知。表面上，科学的进步无限风光，格雷林却给我们提了两个醒。或许敏感的人已经意识到，新知的费解程度似已超出非专业大众的理解范围，不再是“一只苹果落下来的重力”一言以蔽；作为无神论者，格雷林还格外警惕，古代信仰的复辟者套上科学的外衣卷土重来。他说，解决的办法是教育。持续、主动地学习是当下的精神特质。科学于我们何加焉！当我们不争当“天才”、不明新知、不辨原理，未必不能生存，但未免辜负了曾经稀缺的自由，甘当“愚众”而随波逐流。去伪存真是本能的渴盼，原本就能令人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