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在全球新冠疫情阴霾下,疫苗研发万众瞩目,《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一书正应景。然而,作者创作本书的契机和本书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却是一个专注细胞培养的生物学家,是否离题了?上世纪50年代,这位生物学家新入职研究所,因同样的理由未被纳入精英团队——相比于挑大梁的病毒学家,提供实验材料的细胞培养人员更像是配角——谁能料到他日后的声名鹊起?单举一例:关注细胞老化便会提及的“海弗利克极限”便是得名于他。

伦纳德·海弗利克的成功源于他对单调工作的热情。作为一名细胞培养人员,遵循前人的方法培养细胞并无不妥。但海弗利克自有思考:实验室的环境是否足够洁净,以避免细胞被污染?在常规的紫外杀菌之外,海弗利克会定期用敞开的培养皿检测。倘非对操作规范的自信,当细胞生长放缓乃至停滞时,海弗利克或应怀疑操作失误,而非大胆猜想细胞分裂次数有上限——这与当时的权威论断相矛盾。而在同行们普遍使用动物细胞和医疗废弃物做实验时,海弗利克却对其中可能存在的未知病毒抱持谨慎态度,他设法寻找洁净的组织,最终聚焦于用流产胎儿培养细胞。

在细胞培养的历史上,除了“永生”的海拉细胞,最有名的就是海弗利克所培养的WI-38细胞。据海弗利克的命名法,“WI”代表他所在的威斯塔研究所,数字38是他建立的第28个细胞系(盖因有些粗心的科学家将数字2与二倍体细胞株的编号相混淆,故在27号之后,海弗利克跳至38号)。此前,海弗利克曾向生物学家和疫苗公司慷慨分发了许多WI-26细胞,却很快耗尽“库存”。他发了宏愿:要建立一个绝对持久的人二倍体细胞株,满足未来数十年的疫苗研发生产需求。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细胞呈指数级增长的活力:当细胞在最初的布莱克培养瓶中生长至铺满瓶底(约1000万个细胞),可将其分成两瓶培养;待其再度覆盖瓶底,再分成四瓶。海弗利克推算,细胞可倍增50次,那么理论上会产生10的22次方个细胞,约为2200吨。即使除去损耗,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海弗利克找到合乎理想的WI-38细胞后,将细胞分离八次,冷冻备用。

不过,距WI-38细胞真正大规模地应用于疫苗生产还有一段路要走。在海弗利克追求细胞的“洁净”之前,大多数人并未纠结投入使用的细胞安全性。譬如,此前使用猴肾细胞制造的脊灰疫苗中,就发现了致癌病毒SV40。第一个指出该问题的科学家竟被“封口”,疫苗影响面甚广、安全性事件后建立公众信心殊为不易,利益牵扯也复杂,在证实猿猴病毒对人类同样有害之前,“问题”疫苗仍被注射进儿童手臂。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海弗利克经过检测的人胎细胞显然更有优势,但在当时,也饱受科学和宗教上的质疑,如同人们对于新技术、新事物的普遍怀疑。实践出真知,然而人们对获批生产的疫苗安全性尚且心存疑虑,如何找到足够的志愿者实验新疫苗?书中描述的智障儿、女子监狱、孤儿、穷人的实验或是“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中不光彩的一页。在WI-38被广泛接受后,亟待解决的还有细胞的归属权问题。海弗利克带着细胞离开了威斯塔研究所,等待他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美国政府、研究所、海弗利克本人、胎儿的母亲,谁才拥有WI-38的支配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商业利益?

海弗利克成立了公司来管理这些细胞,此举又是超前于时代的。过去,人们认为科学家应当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不该沾染铜臭。海弗利克既是在以行动反抗生物学家的行为准则,亦是在不遗余力地替WI-38细胞换取合理的市场价值。WI-38细胞克服重重阻力,成就过多少疫苗、挽救过多少生命,便卒见它创造了多少利润。及至时过境迁,海弗利克依然声称,他最大的成就是“扭转了那种认为生物学家没有知识产权的普遍观念,改变了相关的法律。”WI-38细胞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跟随着他的足迹。较之“孩子”的成就,父母更关心孩子的归宿。于是在2006年,海弗利克将他保存的剩余细胞悉数捐给了科里尔医学研究所,在他无暇顾及的未来,继续为医学发展做贡献。

海弗利克和WI-38细胞的故事是疫苗发展史的缩影。公众的健康诉求和相关机构的投入,不全然是个科学问题,制度缺憾、利益角逐、伦理争议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横空出世的英雄引人注目,他未必全然无过,却必得有人迈出这一大步。另一方面,我们期许的是疫苗发挥效力——那一点刚好能产生抗体又不致病的微妙平衡——却满怀矛盾:为它可能的代价,竭力忘却因噎废食的冲动。科学家有精益求精的宏愿,而现实常常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