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时期的成都——读《新政之后》-书啦圈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列强瓜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朝政府丧失独立主权,1900年国内又发生义和团武装暴动,迫使清朝政府采取新的政治军事措施。《新政之后》中的成都,正处是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动乱的时代,书中以警察机构的变迁为线索,展示了乱世成都的社会形态,又影射了动荡飘摇的中国。
作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是研究是巴金、李劼人的专家,专研于四川近代史,著有《巴金家中的历史》等。《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以警察的演变为切入点,揭露了动乱中成都文明的进程,是清朝新政之后的一个缩影。
从内容上动乱中的成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清朝末期,清政府采取新政,一方面宣称变通政治,预备立宪,欺骗民众,另一方面却是加强专政,镇压人民革命,警察机构蕴育产生。以周善培、岑春煊为代表开办警察组织,构建新体制,实施城市管理改革。第二个时期保路运动的发生,改变了成都政治改革的进程,清朝统治结束,省内的多次战争,使得警察的衰败。这一时期的成功,极其动荡,社会民间组织炮哥和五老七贤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时期,军阀统治时期,代表人物杨森、于渊。杨森加强了城市建设,修建公园,建设道路,但处在乱世,一些设想是不能当时社会需要的,反而更加伤害人民。于渊1934年作为成都警察的总负责人,全面整顿成都警察,重新建立警察培训学校,将警察局更名为公安局。在写作风格上,个人认为多以人物作为线索,串联整个历史事件,逐渐推进成都的城市文明的演变。
《新政之后》,以成都区域的变化影射中国社会的动荡,以周善培主角,看到一位既有新思想,又带有儒家思想,敢于奋斗的改革者。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为成都管理改革的决心和希望,他早年与维新运动相接触,赴日本留学,考察军事、警察、教育、实业等。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入川署理总督,周善培协助他开办警察。1905-1912年新政改革令成都发生明显变化,周善培等人推进文明发展,在五个方面做出的成绩:“四昌”“一察”。为“娼妓”们建立了发执照的红灯区;为乞丐们建的乞丐工厂;一所新戏院,供经过“改良”的川剧在那里“唱”戏;以及成都第一处商业场,以鼓励地方企业的发展,叫作“劝业场”。那一“察”就是警察。但这些改革,对于当时的人们并不是完全接受,有些人甚至更加嫉恨,周善培在任一年就被护理总督赵尔丰削去警权。
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周善培成为修建川汉铁路的拥护者,这也为后来的保路运动埋下了隐患,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出资最多的四川人很不满,引发了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初期,周善培立场还是在保路同志会一方,但赵尔丰开枪打民众,激起民愤,官民双方再没有退路,周善培被夹在中间,从一个新政功臣的人,转为了民众的仇敌,更是成为晚晴政权的靶子和殉葬品。
书中不能忽略的人物是赵尔巽,在任四川总督期间,为四川近代经济做出了贡献。他建立了矿务总公司,抵抗着外国列强的权力,保卫国家利益;成立成都商务总会,规范了商业的正规公平的发展;开展的禁烟运动,提高了人们的体质;组织川江轮船公司,筹办电话事业,防止了列强的垄断,开创新的通讯事业;修建铁路,为近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末期,乱世的成都,有两股民间力量,一个是袍哥(哥老会),与青帮、洪门并称为当时中国三大民间帮会组织,在四川百年,人数众多,在保路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另一个是五老七贤,他们与袍哥不同,是一批知识分子,承接着新旧文化的过渡,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他们被人民和后来的民国政府而尊重。
《新政之后》的成都,是近代中国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经历了清朝的覆灭,动乱时期的过渡,逐渐走向成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