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季节性流感年年造访,致死率约为1%。显然,病毒的传播率决定了具体的死亡人数,也影响了我们对某次流感的关注程度。近代最严重的一次大流感发生在1918年,当时的医学尚不知有“病毒”一词,遑论治疗之法。除了胡乱服用阿司匹林,有人把孩子送去吸煤气,有人迷信化工厂的“以毒攻毒”。以当代医学的后见之明,100年后的我们固然不会如此盲目。
《致命流感》:病毒的考验-书啦圈
然而对于病毒的考验,今人真的做得更好吗?美国医生杰瑞米·布朗的《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一书呈现的不尽然是医学的发展,更有今昔相仿的场景:对于公共卫生问题,仅关注疾病本身是不够的。
不妨先从众人关注的医学问题说起。看起来,在病毒的防控上,今人略有优势,不至于如1918年4月,纽约市自由债券大游行一般去人流密集场所凑热闹。可这样还不够,流感让人防不胜防,病毒传入阿拉斯加即是一例:当时的朱诺州长下令,设置码头医生,禁止有流感症状者进入,然此举未能阻挡处于病毒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者。至今也没什么特效药可以治愈流感病毒,作者甚至说,大部分的患者没必要进行流感检测——检测结果对患者的治疗措施没有任何改变,仅是统计数据的差异。最终,都要交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去对抗病毒。而现代医学值得称道的疫苗技术,在对付流感上也力不从心。由于流感病毒变异极快,另一厢的疫苗研发、审批、生产得等上半年,使得流感疫苗的有效率不高。在较好的年份,能达到50~60%,糟糕的年份就只有10%了。
当预防、治疗、免疫都颇有难度的情况下,我们还要针对病毒做很多选择。书中提到,要不要接种流感疫苗就是个难题,它透露出不同文化下人们看待疾病的态度。英国人认为,流感极少对健康的年轻人造成严重威胁,全民接种不符合成本效益;而在美国人看来,反应过度也好过什么都不做,他们还储备了大量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药物(如达菲)——尽管大量研究质疑其对流感的有效性——以应对流感大爆发。一位卫生官员说得精准:流感疫苗的最大价值在于缓解“流感恐惧症”!
那么,制造这种恐惧的又是谁呢?布朗称,比病毒传播更快的是错误的信息。相较于公众对于医学术语的一知半解,更危险的恐怕是人为地封锁消息,乃至提供误导。1918年大流感之初,“英国政府和富有同情心的媒体”认为,他们限制讨论流感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目的是避免削弱公众士气”。可是,此举并不能阻挡病毒的蔓延,看着周围人倒下却得不到可靠的官方信息,随之而来的必是流言和恐慌。另一方面,亦需警惕语言的客观性和严谨性,2009年的流感是个反例。当时,世卫组织使用了“流感大流行”一词,因此波流感流行程度高,公众为此惶惶不安,但事实上,流感的严重程度却很低。布朗总结道:“语言既是武器又是障碍”。当代的信息渠道不止于政府、科研机构、传统媒体,还包括自媒体和社交软件。广开言路的同时,无疑也是对作为武器和障碍的语言使用的极大考验。
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由来不是个体的事。在人类对抗病毒的历史上,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仔细地研究病毒,竭力寻找病毒的共性和弱点,与此同时,病毒竟也在利用我们的弱点:不只是免疫系统的弱点,更有“我们在政策、准备、响应和媒体反应方面的不足”。战疫的考验是一场全方位的战役!
《致命流感》:病毒的考验-书啦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