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流感》：病毒的考验

文/璃人泪
季节性流感年年造访，致死率约为1%。显然，病毒的传播率决定了具体的死亡人数，也影响了我们对某次流感的关注程度。近代最严重的一次大流感发生在1918年，当时的医学尚不知有“病毒”一词，遑论治疗之法。除了胡乱服用阿司匹林，有人把孩子送去吸煤气，有人迷信化工厂的“以毒攻毒”。以当代医学的后见之明，100年后的我们固然不会如此盲目。

然而对于病毒的考验，今人真的做得更好吗？美国医生杰瑞米·布朗的《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一书呈现的不尽然是医学的发展，更有今昔相仿的场景：对于公共卫生问题，仅关注疾病本身是不够的。
不妨先从众人关注的医学问题说起。看起来，在病毒的防控上，今人略有优势，不至于如1918年4月，纽约市自由债券大游行一般去人流密集场所凑热闹。可这样还不够，流感让人防不胜防，病毒传入阿拉斯加即是一例：当时的朱诺州长下令，设置码头医生，禁止有流感症状者进入，然此举未能阻挡处于病毒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者。至今也没什么特效药可以治愈流感病毒，作者甚至说，大部分的患者没必要进行流感检测——检测结果对患者的治疗措施没有任何改变，仅是统计数据的差异。最终，都要交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去对抗病毒。而现代医学值得称道的疫苗技术，在对付流感上也力不从心。由于流感病毒变异极快，另一厢的疫苗研发、审批、生产得等上半年，使得流感疫苗的有效率不高。在较好的年份，能达到50~60%，糟糕的年份就只有10%了。
当预防、治疗、免疫都颇有难度的情况下，我们还要针对病毒做很多选择。书中提到，要不要接种流感疫苗就是个难题，它透露出不同文化下人们看待疾病的态度。英国人认为，流感极少对健康的年轻人造成严重威胁，全民接种不符合成本效益；而在美国人看来，反应过度也好过什么都不做，他们还储备了大量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药物（如达菲）——尽管大量研究质疑其对流感的有效性——以应对流感大爆发。一位卫生官员说得精准：流感疫苗的最大价值在于缓解“流感恐惧症”！
那么，制造这种恐惧的又是谁呢？布朗称，比病毒传播更快的是错误的信息。相较于公众对于医学术语的一知半解，更危险的恐怕是人为地封锁消息，乃至提供误导。1918年大流感之初，“英国政府和富有同情心的媒体”认为，他们限制讨论流感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目的是避免削弱公众士气”。可是，此举并不能阻挡病毒的蔓延，看着周围人倒下却得不到可靠的官方信息，随之而来的必是流言和恐慌。另一方面，亦需警惕语言的客观性和严谨性，2009年的流感是个反例。当时，世卫组织使用了“流感大流行”一词，因此波流感流行程度高，公众为此惶惶不安，但事实上，流感的严重程度却很低。布朗总结道：“语言既是武器又是障碍”。当代的信息渠道不止于政府、科研机构、传统媒体，还包括自媒体和社交软件。广开言路的同时，无疑也是对作为武器和障碍的语言使用的极大考验。
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由来不是个体的事。在人类对抗病毒的历史上，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仔细地研究病毒，竭力寻找病毒的共性和弱点，与此同时，病毒竟也在利用我们的弱点：不只是免疫系统的弱点，更有“我们在政策、准备、响应和媒体反应方面的不足”。战疫的考验是一场全方位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