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 一部另类文明史 ——读《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

自然界中各种病原体在人与人、动物和动物或者动物与人之间相互传播，造成短时间众多的人或动物感染，甚至大量死亡，这就是医学上称之为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和暴发，对人类的生命、社会和文明产生着巨大且深刻的影响。青年学者刘滴川的《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一书，以气候变迁与动物的族群迁徙为背景，考察了秦汉时期57次人类传染病和5次动物传染病引发的大瘟疫，从中既能窥见大瘟疫的无情、也能了解古人的勇气与智慧。
《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一书由“万死千生：秦汉以前中国瘟疫的历史与文化、哀死事生：秦汉瘟疫的史学文献考据及时空分布特征、视死如生：‘伤寒’与秦汉流行病的特征、向死而生：秦汉疫灾中的鼠类宿主动物、方死方生：气候变迁与族群迁徙”等五章组成。作者搜寻大量历史文献，用翔实的事例与数据，讲述了历史上的瘟疫与瘟疫中的历史。作者认为，瘟疫在人类群体、人类社会中大规模传播并引发疫灾的历史，并不是随着人类诞生便开始的。接着，作者通过大海捞针似的梳理后指出：从现有的典籍记载，在新石器晚期到夏朝，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相对孤立，相互隔绝，加上极低的人口密度，传染病和流行病没有传播的媒介，这一时期虽然人类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但没有流行病的大规模传播，也就产生不了瘟疫。从商周时期起，随着内外交往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大，瘟疫开始出现了，但瘟疫的严重性、破坏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到了秦汉时期，瘟疫出现流行、疫灾开始暴发；而到了东汉末年到西晋，瘟疫更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疫灾暴发的极峰。作者查阅《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后汉纪》《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典籍的记载发现，春秋战国总共550年中，有疫年总计为9个，疫灾发生的频率为1.64%；秦汉时期总计441年，有疫年总数为53个，疫灾频率为11.79%；魏晋南北朝总计362年，有疫年高达76个，疫灾频率则上长升到2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某种角度上讲，伴随而至的是瘟疫繁盛与破坏；在医药落后的古代，与战争相比，瘟疫对社会的破坏力更大更残酷。曹操《蒿里行》一诗就对大瘟疫后的盗凄凉景象有逼真的记录：“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瘟疫的大流行呢？我们的先辈面对瘟疫有没有应对措施呢？作者在《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一书中，也展开了寻根究底，努力揭示历史真相，讲述人类与瘟疫厮斗的文化故事。首先，作者在历史典籍中，查找到秦汉时期瘟疫流行的基本特征，从中惊奇地发现：“气候变化下人类群体与鼠类族群的迁徙，正是导致秦汉时期中国瘟疫、疫灾频发的根本原因。”其次，作者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也发现，华夏祖先面对瘟疫疫情并非一筹莫展，而是痛定思痛，千方百计寻找破解之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奇书，它们既找出了瘟疫流行、爆发的理论依据，也开出了防治瘟疫流行的途径与药方。这充分表明了古人的智慧，传统中医学在世界上领先的学术地位。应该说，人类早期的历史，瘟疫制造了无尽灾难；不过，在瘟疫毁灭人类时，有的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视死如生，不但发现了瘟疫的特征，让历史进入拐点；而且通过大胆探索，奇迹般地一次次战胜瘟疫，把人类社会从“山重水复”的困境中引向“柳暗花明”。透过这本书无疑可以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其实是一部瘟疫毁灭史；瘟疫的历史也造就了文明进化史，让人类向死而生，方死方生，世代繁衍，走向辉煌。可以说，瘟疫，是一部另类文明史！
（《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 刘滴川 著 天地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定价：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