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预报》：如何“预报”未来

文/璃人泪
明天的天气怎样？在今天，这不是难题，任何人都可以打开手机，轻松搜索：是否降雨、有无污染、乃至穿什么衣服，一目了然。受惠于天气预报，我们得以“未雨绸缪”。然而，直到19世纪中叶，天气预报依旧不被信任，气象学被视为带有玄学色彩的学科。英国作家彼得·穆尔的《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还原了早期气象史。

如其他新科学发展史一样，气象学也经历了观察、争论、实验之途。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就是个早期气象学爱好者，他在书房天花板上做了个简单装置，与屋顶的风向标相连，随时知晓风向。不同的观察者以自己的方式描述天气，水文学家弗朗西斯·蒲福则抛砖引玉，给风力划分了等级，并以代码描述不同的天气。热气球的发明让天空不再神秘，电报的发明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18世纪后，气象学渐有雏形。科学家对气象原理的解释各执一词，争论白热化，彼时大胆的气象学家詹姆斯·埃斯皮语不惊人死不休，声称给他一个气柱，他能呼风唤雨。媒体感到很新奇，跟踪他巡讲所到之处，竟总有雷雨相随，因而获“雷电教授”之名。
气象学研究虽然热闹，天气预报的诞生却不顺遂。它就像个早产儿，命悬一线，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使人信服。突破思维定式的科学家敢为人先，但要将成果落实，需说服众人共同改变，这并不比科学探索本身容易，因此，超前于时代的科学家未必能功成名就。
书中着墨最多的罗伯特·菲茨罗伊即是一例。后世对他的评价，通常是“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的船长”，但他更应该作为一名气象学的先驱被铭记。菲茨罗伊使气象局从行政中心变成了活力十足的部门：分析电报传来的气象数据、总结预测风暴的方法、渐渐不再局限于船员和海边生活者，让预报服务于普罗大众——“明后两天的天气概况……南部地区：较强的偏西风，晴”，已然非常接近今日的天气预报。可是菲茨罗伊却饱受质疑，表面的原因是预报時有不准（其实准确率达到了75%），深层次的争议主要有二：一是在宗教立场上，气象预报挑战了“天气是种神力”的宿命论，如同达尔文宣称“人是猴子变的”一般石破天惊；二是基于科学性的质疑，菲茨罗伊的预报系统是“试验性质的过程”，不够严谨、完善。
科学发展得很快，即便如此，天才的预测和有力的论证之间仍有时滞，它往往是争议的来源。譬如，20世纪争议最久的科学问题：全球变暖、人们等待“实锤”，但它的别名是“来不及”。在实用科学中，更揪心的例子是，与疾病赛跑的患者是否尝试新型药物。反对的声浪中，菲茨罗伊或许显得冲动冒进，但他应当无怨尤。因为对他而言，天气预报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非沽名钓誉的手段——多年的航海经历、与死神的擦肩，让他比旁人更了解未卜的天气何等凶险，他从中获得了“催人奋进的情感力量”，急于用不成熟、却正在不断改进的成果挽救生命。
丹尼尔·笛福曾说，英国船只的平稳，影响了水手们对风的感受。菲茨罗伊正相反，科学感性的一面有时可以预见理性未见之处。受惠于科学指引的未来，亦不该忽略那些知不可能而为者及其大胆的“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