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享受着文明带来的种种利好:更便捷的贸易、四通八达的联系网络,以及比过去更易于得到的信息。一切在向前发展,回顾过去,譬犹一个盛年之人,回首蹒跚懵懂的往事。然故事的另一面在暗中重演:希腊经济混乱,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的内乱,外族入侵,诚惶诚恐的土耳其和以色列,约旦的难民,伊拉克的动荡……这不只是考古学家埃里克·H·克莱因在他写书的2013年忧心西方局势,似曾相识的场景早在公元前1177年就发生过一次了,继而,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崩塌,出现了数百年的“黑暗时代”。
《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重拾了这段历史。今日的文明并非特例,考古学证据显示,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非常繁荣。这里指的还不仅是各个民族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物质文明发展相对稳定,他们还有相当成熟的文化,譬如,宗教仪式、节庆、壁画、文字、文学创作等。他们可以驾驭各种原材料,用金属和宝石制作武器和首饰,能发展出海上交通网络,进而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往来。试想,一个会享受的国王,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之便,他可建冰窖来存储冬天雪山上收集来的冰块,待来年夏日畅饮冰镇饮料;他可吸纳外邦的医生、工匠、织工、乐师和歌手为己所用;除了收获“贡品”,他还慷慨地赠予他人礼物,结交势力不输于己的姻亲,拉拢盟友、同仇敌忾;战争不是唯一的手段,孤立一个民族,不与之通商,同样是具有威慑力的手段。3000年前的地中海世界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只是在文明崩塌之后的再发明。
通常来说,我们愿意去相信,一个系统的、高度复杂的网络会相对稳定,因为在这样的网络中,每一条通道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即使某一处行不通,还有其他的选择或备用途径。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不可谓不成熟、不发达,它的轰然崩塌对今时的我们仍有启迪:我们的文明,亦未必固若金汤。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在分析和猜测青铜时代文明崩塌的原因,他们找到了不少证据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后果惨重的大地震、极端干旱的气候、各民族的内乱、海上族群的入侵,甚至有人认为,私营商人的崛起也是一记重拳,权力变得更为分散,足以颠覆过去的社会框架结构。在克莱因看来,这些证据要么是年代和前1177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有出入(这意味着当时有灾后恢复和重建的喘息,并未直接导致崩溃),要么不是决定性的原因。他提出了“复杂性理论”,认为是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不稳定,最终牵一发而动全身,演变成不可收拾的结果,而这殊难预防。
克莱因以堵车作比:堵车的发生可能跟私家车的绝对数量、不同道路的情况、时间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天气状况、沿途的地标、或是某些人的主观意愿、某条看似无关的新闻,也会引发蝴蝶效应。我们可以预测交通堵塞必会发生,却很难确切分析何时、何地、根本原因为何。文明的复杂性给体系加入了太多的变量,这可能是好事,是多重保险;也可能是坏事,给排查造成困难,替危机埋下隐患。
美国作家乔纳森·瓦尔德曼曾在《锈蚀》一书中,记录下自由女神像矗立百年后的状况:铁骨架撑起铜表皮,两者间原本填上了浸胶石棉,但锈蚀严重之处,铁尽被腐蚀了,仅剩石棉苦苦支撑。此类斑驳并不罕见,糟糕的是,它往往被忽视——隐痛常是讳疾忌医者缄口不言的。
《文明的崩塌》:文明有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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