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压制和精神病学依赖：莱因和他的反精神病学运动

罗纳德·大卫·莱因（Ronald David Laing ,1927–1989)是一位苏格兰的精神病医生、社会批评家、作家和哲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作为精神病医生，他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他是“反精神病学运动之父”，这场运动挑战了关于精神疾患及其治疗方式的传统观念，而且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激起了共鸣，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
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是一家在精神分析领域非常有名的中心机构。莱因在这里工作，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提出了那些反精神病学的格言，他们认为疯狂是一种社会构造物——是社会压力下的产物。比如，对精神分裂症的解释就是：一种针对荒谬环境的理性反应，特别是在有些家庭中，存在拧巴的交流互动模式。举一个经典例子，有这样一句话：“你不爱我，你只是假装你爱。”这句话同时表明的两点：对爱的要求和对爱的排斥——对某些深受精神疾患折磨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似乎能够解释其病因。根据反精神病学的理论，经历精神分裂的过程有其价值：这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变形。
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观点里，精神病被视作一场类似萨满教发作的过程：人为适应社会生活，累积了重重压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精神病治疗方式是泯灭人性和压制人性，带来了相辅相生的一对灾难性的后果：精神病学压制和精神病学依赖——这两个结果使得人们无法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反精神病运动属于标准的反文化运动，但是抨击精神疗法的保守论调与该运动的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当时，从源头上攻击精神病学，并非仅仅就反精神病学运动这一家。匈牙利裔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 ，1920–2012)，他也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尽管对于反精神病学运动来说，他是一个凌厉的对手，但是他也抨击精神病学在道德、法律和哲学上的正当性；他认为各种生物模式的不合理延伸，扩张到了心理学领域，精神疾患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
在精神病医生大卫·库珀(David Cooper)的手里，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标签最后定型；库珀和莱因合作，共同致力于伦敦东区的金斯利社区计划（Kingsley Hall project）。这项计划野心勃勃，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没有等级的社区，在这里，治疗师们可以和精神疾病患者毗邻而居。从1965年一直运作到了1970年，金斯利社区一直饱受争议，并且，1971年刊登出一篇文章《玛丽·巴尔内斯：关于经历疯狂过程的两种说法》（Mary Barnes: Two Accounts of A Journey Through Madness），该文的作者有两位，一位就是玛丽·巴尔内斯，她是住在该社区的一个病人，另一位是她的精神病医生约瑟夫·波克（Joseph Berke），随着此文的发布，很多人都对这个社区疑窦丛生。
就是在这期间，莱因写出了可能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体验政治学和天堂里的鸟儿》（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1967)一书，该书批评西方社会，它的观点是：各种压抑的价值观导致了广泛的不幸福感。1968年5月，各地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该书提前预见了这种情况，同时书中弥漫的情绪非常契合当时的时代氛围。书的第一部分是《体验政治学》，从事文化研究的演说家马克·帕特森（Mark Patterson）将其特征归结为“貌似格言的说话方式”（举一个例子，“我们想要历史的全貌，而不是仅仅想知道更多的历史现象”）；与此同时，《天堂里的鸟儿》是一首散文诗，帕特森形容这部分“既吓人，又好玩，还经常装腔作势，外加宽宏纵容。”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欧美现在的社会状况，比如法国的抗议活动，或许能有另外一番解读？（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学生运动，距今刚好50年，考察时代背景，有很大类似的地方：民众对现行制度和生活不满，尤其是物价高企，导致生活日益艰难困顿；精英阶层的不同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其中煽风点火……不知道这属于历史的循环？还是时代的呼唤呢？）
通常都认为，反精神病学运动是在从事精神健康的专业人士手里终结的，因为他们的治疗技术无法减缓精神分裂症的各种痛苦。然而，在莱因式的庞大机构“费城协会”（the Philadelphia Association）的主持下，几十年来，类似金斯利社区的组织蓬勃发展。尽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反精神病学运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它的影响深远，而且彻底扭转了对待精神疾病及其治疗方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