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面前的坦然与从容——读长篇小说《最好的告别》-书啦圈
读完青年作家蒋林的长篇小说《最好的告别》,脑海里突然迸出了清代诗人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书的主人公“我”,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中的一份子,但他在面临死亡威胁时,显得坦然、从容、豁达、开朗,挣脱世俗的羁绊,用率性自在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告别,从而在人生最后的驿站里,活得有质量、有品位。这样,的确算是对人生“最好的告别”。
“延年益寿”,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样的道德规范,也匹配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所以,每当亲人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家人尽管明明知道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总还是要想方设法挽留生命。但这种挽留,常常是付出昂贵的金钱代价、时间代价与痛苦代价。所以,当《最好的告别》一书中“我”对待死亡威胁时的态度,就让人耳目一新。作为《最好的告别》一书主角的“我”,是一个生活中并不顺意、甚至活得有些窝囊的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顶父亲的班,在工厂当了一名工人,业余喜欢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偶然的机会,从一线车间来到厂办公室当了文员。虽然起早摸黑,兢兢业业,但仍然处处受到排斥。不但一般人不理解自己,妻子也不理解,更重要的是,连自己最信任的厂长,最后也对自己施放暗箭:为了安排自己情人的妹妹进办公室,厂长居然设计了一出“桃色”事件,将“我”挤出办公室,害得“我”提前退休回家。退休不久,多病的妻子又成为植物人,为了让她免受折磨,“我”作出了一个有悖传统的决定:拔掉她身上的管子,减少她的痛苦,让她早点离开。但这个决定最终由于心理不安半途而废,并让儿子看到,从此与“我”有了深深的隔阂。66岁那年,“我”被查出肺癌晚期。这时的“我”有了对自己生命“我”自己做主的决心。“我”不顾子女的反对,坚持离开医院,不接受昂贵的治疗;在与子女们的争执中,“我”离开家,来到远离都市的临终关怀中心——怀人居,希望在享受清新空气的同时,完成对自己一生总结的写作,然后平静的走完人生旅程。就在这里,“我”遇到了小可。小可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不幸的是,10岁的他,患上了脑神经细胞瘤,医生断言他的生命只有一年时间。然而,尽管病魔不断折腾他,小小年纪的他似乎一点也畏惧。他照常看足球比赛,找足球明星签名,还缠着母亲学开车……小可的乐观情绪也影响着“我”,“我”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在山中盖了一幢房子,命名为桃源居,打算在这里隐居到生命的结束;“我”还提前为自己开了追悼会……就在这时,小可的病情加重,为了让儿子减少痛苦,小可的母亲为他服下安眠药让小可平静地离开了人间。应该说,《最好的告别》一书没有复杂的情节,众多的人物,宕荡的故事,但小说却给人震撼的力量。其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生命的价值。“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小人物并不缺乏大胸怀。“我”是一个值得赞扬的人物。因为“我”对生命意义的诠释,既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更会减轻自身的痛苦、子女的压力、社会的负担。“我”的举止,虽然在现有违法律框架的,但“我”对社会的贡献无疑倒是值得肯定与褒扬的。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象“我”一样的人,面临死亡威胁时,选择一条让生命活得鲜活敞亮的道路。
当然,“我”对于死亡的理解,不仅仅只是内心修为的结果,也有客观现实的无奈。“我”自己虽然活得很,但一双儿女却有出息。儿子智杰拥有自己的公司,女儿智美在一家企业做高管。然而,他们成天奔波在职场里,没有多少时间和“我”交流。“我”没有患病前,也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我”患绝症后,儿子给“安排”进医院又后,又匆匆离开;在“我”住进临终关怀中心后,儿子也常常借口忙而不来探视。孤独、寂寥,自然让“我”对苟且活着感到没有意义,进而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平静的度过人生的最后旅程。“我”的超前的举止,实际反映了现实的残酷。所以,在赞赏“我”的人生态度时,似乎也要提醒天下的儿女们,不要在父母生了重病面临死亡时才表达孝心,当他们还健健康康时,也要多“回家看看”,这样,人生才会减少遗憾。如果只是在亲人生命即将走向终结时,才不遗余力加以挽留,那只是徒花钱财、徒耗时间、徒增痛苦的无用功而已!只有重视生命的过程而简化生命的终结,每一个人的生命才有足够的质量保证。
在褒扬书中人物“我”的同时,对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力、穿透力,更是值得褒扬。在与蒋林有限的接触中,生活中的蒋林似乎不苟言笑,但他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地观察着;他的脸上,总是沉淀着思考的气场。正是他有敏锐的目光与深邃的思考,才让他的创作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写出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最好的告别》一书就是一部有温度的作品。死亡,向来是恐怖、阴森的代名词。但读《最好的告别》却觉得和风习习,温馨扑鼻。“我”的大度从容与小可的天真烂熳,构成全书的主色调,加上抒情味浓郁的文字,让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一下子变得轻松自如了许多。《最好的告别》也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品。说它“深”,一是它触及了一个鲜有人涉猎的题材:自然死、安乐死。这些,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都是不可触及的“禁区”,然而,作者却从现实中捕捉到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用“我”的死亡宣言,来探索死亡这一问题。它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是拓展了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表达范畴,更重要的是,它能唤起更多人对死亡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引发人们对传统意识的再认识。二是作者在呈现在死亡面前,不同人群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外,还跳出“死亡”这一范围,通过“我”的人生轨迹,来折射出生活的光怪陆离。现实社会里那些假恶丑、真善美,在作者笔下得到生动的展示,从而再现了生活的残酷与多彩、复杂与斑斓,让读者领略到现实的跳跃与躁动、甜美与苦涩。
(《最好的告别》 蒋林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定价: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