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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出版要过三个关口。出版前,先要取得许可证;然后,书稿被提交给审查官——审查官经常就是教会人员。因此,只要是内容有可能触犯政府的书籍,都会到国外印刷,然后偷偷地运回法国,这也形成了习惯。荷兰和日内瓦的出版社于是就派上了用场。有时候,不是真地跑到国外去印刷,而是在巴黎印刷,但是贴上国外出版的标记。因此,在路易十六时期,经常会在书籍的封面上出现“波士顿”和“费城”等字样。因为法律严苛,所以这些书籍都地下销售,或多或少采取防护措施,以免暴露。
还有,即使得到审查官批准的书籍,也不见得就高枕无忧了。教士可能指责,或者议会可能查禁。教会对危险气息的嗅觉非常灵敏。一位实话实说的学者,或者一位正直的、有创造性的思想家,都无法避免被指斥为“大不敬”或者“异端”。另外,执法也不公平。含沙射影地讥讽某位王子的情妇,或者攻击王国的政府部门,前者可能更危险。如果一项高压政策真能始终如一地被严格执行到位,那么流言蜚语、异端邪说和各种政治思想还真有可能被完全扑灭。
路易十四在位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点。但是他的后继者性格软弱,朝臣玩弄权柄,因此无法严格地坚持执行某些法律。对于那些较为公众接受的非法出版物,有关部门倾向于睁一眼闭一眼。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马勒泽布是审查官的最高领导。有传闻说,他会站在作者和出版商的家门口,对屋外的梯子提出警告,以此敷衍自己的职责。
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那些坚持新理念的作者们也与时俱进,调整和政府周旋的方式。18世纪,几乎所有的法国大作家们都会在书中专门写一些讨审查官欢心的篇章,同时为躲避惩罚。他们对教会和国家满腔忠诚地大唱赞歌,有时候有些段落看上去既荒唐又空洞,有时候带着非常辛辣的嘲弄和讥讽——可是那样激情澎湃的肺腑之言,从字面上看又毫无问题。渐渐地,他们指桑骂槐的技术越来越娴熟,都掌握了暗度陈仓的艺术。
他们表面上找穆罕默德的麻烦,实际上是攻击基督教;如果他们想责难法国的高官们,就以挖苦土耳其的大臣们作为幌子。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政治和宗教的兴趣从来不曾停歇;而且,除非禁止所有人去思考政治和宗教,否则相关的讨论是无法被压制的。只要对思想和言论的钳制略有松动,这些引人入胜的话题就会找到自己的空间。如果不允许大家出版单行本和评论集,那么人们就用诗歌和寓言之类的题材来表达想法。
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年代,政治话题霸占了通俗歌曲的领域,而每一种写作题材都出现了关于宗教的内容。这些歌曲没有宣传那些有毒的心灵鸡汤,也没有仔细描摹某个男士的情妇——否则的话,就不会对教会或者和政府产生冲击。相反,写作和阅读此类作品,作者和公众都要直面道德的拷问。
从书籍的角度来说,这样多少有些失去其真正的意义。但是在某段时间里,作者和读者都有某种奇特的兴奋点。遭到迫害的作者不会受到太严厉的惩罚,而“迫害”附带的好处却能照单全收。至于读者,一方面看起来自己在追求真理和正义,显得很高尚,另一方面又有手握禁书的满足感。他不仅有偷食禁果的窃喜,还有书里的内容也引发了他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