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因为投稿的缘故，“认识”了当副刊编辑的薛原先生。和他的交流虽然不多，但每一次都让人受益匪浅，铭记在心。第一次与先生交流，是发去了一篇书评，从来没打过招呼的他，破天荒在QQ上“说话”了。他说，这书读过，文笔不怎么好呀，内容也无多少新意，你咋用了那么多溢美之词来评价这书呢？接着他说，评价书也好，文也好，人也好，要实诚，做到有一说一，不夸大其词。又一次，我传去一文，先生读后回复说，我这人有文字洁癖，文中不要用那么多“著名呀、杰出呀”，让文章干净些，好不好？仅有的几回交流，先生为文“实诚、干净”的叮嘱，让人刻骨铭心。经常想，现实中的薛原先生，一定也是如此践行的。果然，读到由上海书店新近出版的这本《文人谈》后，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文人谈》共收录了36篇文章，全是薛原先生的夜读笔记。作者在该书的“题记”中说，“我读书不成系统，但也有一点相对的主题集中。这就是内容往往围绕现代文人和画家的人生和作品。”从这段话可知，这本书的内容是围绕现代“文人与画家”展开的。的确，浏览一下标题，就能看到，现代最知名的大家名流，如陈独秀、巴金、施蛰存、傅抱石、何其芳、林风眠、沈从文、钱钟书、孙犁、黄裳等，都悉数赫赫在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作者读书的范围之宽，内容之庞杂，算得上读书“模范”。不过，看了书目，也知道，关于这些现代大家名流的文章与书籍，也已经出版了不少。不过，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这些文章与书籍中，对同一个人物的评价，常常是南辕北辙；甚至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往往差别也相当大。读过薛原先生的这些文章后才恍然大悟，导致出现上述现象发生，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好多作者为文没有做到“实诚”。在笔者看来，“实诚”是《文人谈》与其它作品最大的区别。所谓的“实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要保持高度的客观性，注重用事实说话，用第一手材料说话。他不凭借只言片语，街头传闻，就匆匆下笔，信马由缰，驰骋笔墨，用主观的臆想去代替历史的真实，用大胆的想像去书写笔下的人物，而是坚持从他们留下的第一手材料中，加以考证，加以拼接，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读之让人感到言之有据，言之有味，可亲可敬。仅以“施蛰存：‘新文学’，我是旁观者”、“林风眠：我总要跑我自己的道路”二文为例，达两篇文章中，作者全是通过调阅呈现施蛰存与友人的通信，来还原再现施蛰存、林风眠两位大家晚年的生活况味。这种“实诚”的为文，对于后来者评价他们、研究他们，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二是作者语言朴实无华、叙述恬淡真切、事例具体可信，做到了不故弄玄虚，不刻意渲染，不跳出历史事件本身进行洋洋洒洒漫无边际的评价，更不引用缺乏依据的“传说”之类来拉长篇幅。可以说，在对现当代文人画家以及其他人物的书写中，甚至上溯到对包括文人在内的古代人物的书写中，当下最让人不耻的弊端，就在于好多作者没有认真去寻访历史资料、阅读历史书籍，而是无限放大私想的空间、杜撰的空间，来书写真实的人物。有的人还美名其曰：这是用当代人的视野书写过往，为胡编乱造寻找生存的土壤。这些缺乏事实支撑的作品出笼以后，不但引起当事人及其后代的不满，知情人的不满，而最大的隐患在于，为历史留下虚假的“史料”。所以，薛原先生这种“实诚”的为文原则，倒还真值得更多人效仿。否则，未来人们看到的历史与历史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与历史人物，将是面目全非大相径庭。
阅读《文人谈》，脑海里经常会出现“干净”这个词。的确，薛原先生对文字是有洁癖的。所以，他在为文时，做到了行文理性简洁，不拖泥带水，不穿靴戴帽，不虚张声势。这36篇文章记录的人物，作者总是从一个侧面入手，记录这些人物某个时间段的人生故事、生活况味。这些文章，一般篇幅就二三千、三四千字，有的甚至只有一千多字，如“吴祖光的绝唱”等。虽然角度不大，头绪不多，但做到了不拐弯抹角，线索清晰，紧扣主题。读着这样“清爽、干净”的文字，一样在内心深处泛起感情的涟漪。自古以来，许多大作家大文豪都主张，为文应做到惜墨如金，少说套话废话，让文章明明白白，干干净净。然而，纵观这些年的文坛，长文之风却日益盛行。有的一篇文章动辄就是上万字，甚至还出现了字数长达五六万字的单篇散文。有的评论家，还对这种愈演愈烈的长文之风推波助澜，以至好多年轻作者认为，写短文的都是没出息的作家，写长文的才算有真本事。其实，认真阅读好多长文，发现“水分”相当多。读这样修辞接修辞、比喻连比喻的长文，常常让人如坠烟雾之中，找不着北。作为读书人的薛原，他不但善读，也善思，他总是在阅读中汲取营养，酿造出“干净”的文章，让读者耳目一新。
（《文人谈》 薛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定价：3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