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暂不去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倘若时光倒回至1913年，你希望生活在哪个国家？在1913年，航海技术相对成熟，很多地区应运发展出了旅游业，大可以四处转转、择地而居。或者你也可以参考查尔斯·埃默森的《1913，一战前的世界》一书，它呈现了一幅更全面的画卷，读者恰似在画中游，仿佛未曾留意，一战阴云将至。
首先，我们来到了当时世界的中心——欧洲。1913年的欧洲各国联系非常紧密，对邻国资源的需求、相互通商、取道他国前往世界其他地方，可以说各国是相互依存的。身在欧洲，可以享受到联结带来的种种便利。譬如随时随地悠游一个城市、坐拥现代工业的先进产品、品尝各地农产品、博览世界奇观和主流艺术，甚至跟今天一样，可以去巴黎一掷千金。同时在价值观上，欧洲人也很相似：去控制世界、去远方殖民。这并不是少数特权阶级才有的念头，欧洲人很自负，也始终带着优越感，维护自己的权益，主宰他们眼中弱势的群体。说到殖民和掠夺，难免会有矛盾，就像猛兽瓜分一块肉，纵使如此，当时的欧洲人恐怕也很难想象，欧洲内部会分崩离析，各自为阵。因为世界主义或者说欧洲主义，是远在爱国主义之上的。塑造欧洲人共性意识的例子比比皆是：有闲阶级共同的社交经历、女性携手争取选举权、世界语的使用等等。
那么，有不安定因素的是远方的国度吗？是自我意识觉醒、弱国不再隐忍埋下的“炸弹”吗？在埃默森看来，彼时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尽管形式上不是西方列强的一部分，却处处受到钳制，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以阿根廷为例，当时他们的商业语言是英语，地位重要的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几乎全是英国人和英裔阿根廷人，进口商品和商业投资也被英国主导。更甚者是墨尔本和温尼伯，古老民族的原住民被英国人、大不列颠文化文明所取代，原住民会被“同化、消灭或者遗忘”。但至多，他们会像昔日的美国一样，最后变成开疆辟土、更新人口的必要牺牲。在1913年，这些地区的原住民恐怕并不幸福，倒也不忧心血雨腥风。
当然，变化还是渗透在世界各地，只是身在其中的人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山雨欲来的征兆，哪些是大势所趋的革新。在奥地利，出现了一股现代性的洪流，除了维也纳引以为傲的音乐，也在建筑、文学、绘画、哲学各领域绽开。意大利急于摆脱罗马的腐朽与荣耀，不做欧洲历史的牺牲品，它要宣示自己的强大。俄国要把多年来凌驾于本国的强权推向世界，疆域面积足够辽阔吗？不！还能更大！美国始终摆脱不了的种族问题，总是新伤覆盖旧疮，但他们无暇拾掇，彼时更迫切的改变是摩根时代被福特时代取代了。小国同样蕴藏变化：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墨西哥一直在博弈，在小心算计着多方利益；阿尔及利亚被英国施压要求扩大义务兵役制，他们倒觉得这是一个提出自己权利的契机。
所有这些变化，与其说是一浪高过一浪、行将带来毁灭的预告，不如说是些不成气候的小浪花，没有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的迹象。谁能想到一战将至？被称为一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遇刺事件发生时，连那些应当最有远见卓识的人——政治家、将军、作家们——都毫无戒心地在后来的敌国度假呢。这一幕插曲为战争平添了几分不真实感，难怪埃默森说：“1913年是可能之年，而非命定之年。”纵使我们有资本周游列国，也未必能够未雨绸缪，或是为自己挑一个最宜居的城市。
一位在1906年游历了西方的土耳其女子最后还是回归了故乡。她曾向往的繁荣富庶底下，是她不愿与之为伍的“愚钝、贪婪、暴力、自私”，而这些也同样是一战暴露出来的问题——目空一切，想要主导世界的西方，将赤身面对世人。他们轻视殖民地原住民的野蛮和愚昧，到头来却证明了自己亦是“金玉其外的野蛮人”。一个普通的土耳其女子都能发现的弊端，欧洲人却不自知，由是便不难理解，西方为何没有事先环伺四周、知己知彼、理性客观地评价1913年的世界。
择地而居的不易，其实也并非1913年特有的现象。各地有不同的优越、不同的弊端，如何选择，端视我们的价值观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