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声明：《惜别》系作者杜撰。
太宰治先生并没有和鲁迅先生同学过，日本当然有同期与鲁迅先生一起在仙台学医的人，但是未必他们与鲁迅先生有过过密的交往，“我”这位来自于乡下，最终成为一名村医的人，因为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也不能说子虚乌有，但是也不能说是真实存在。
但是，作为一名从小就阅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中国读者，会推断很可能并没有。因为，鲁迅先生，与人交往是有距离的，可以从他后来和萧红等人的交往推断，他断不是一个在出行路上遇到一位同学就能把酒言欢、推心置腹一夜畅谈的人，更何况，那位“我”是易邦之人。心怀救国之志的鲁迅先生，想来在日本没有那些闲情逸致，更不会生出奴隶谦卑的神情。
那是我们的理解。
任何人，都有固有印象。毕竟，在仙台那几年的鲁迅先生是什么样子的，如今已无可考。其实，这位伟大的斗士之前的很多岁月，都无可考。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妨抛弃成见和固有印象，进入太宰治的小说世界，看看那位伟大的作家，也许会是什么样子。
在仙台时，鲁迅先生是一位日语说得不甚流利，五音不全，但是却不以为意的青年。他可能很暖男，很善解人意，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他还不了解日本人那物哀怜的文化心理。在小伤包太宰治（其实就是“我”）的面前，他还是更男人更粗犷了点——对“我”的反唇相讥不敏感不在意，以至于“我”拆掉了心理的藩篱，能够在他面前畅所欲言。
总而言之，这样的鲁迅先生，并没有他曾经用文字构建的形象那样有距离感。
这位青年是一位有位青年，不管是藤野先生还是“我”，都发现周君非常人。而这位周君，多少有点话痨，也可能是在异乡，寂寞孤独冷所致。
理想受挫后的鲁迅青年，化身为日本青年。为深夜打扰好友阐述心中的郁闷感到内疚，甚至到“客气到令人讨厌”的地步。
他温文尔雅，他敏感，他细腻，他善于沟通，他心怀理想，他是麒麟才子。
在太宰治的《惜别》中，鲁迅先生是这样的啊。可是，这样的鲁迅先生，竟然让人觉得很可爱，虽然明知，那并不是真的他。可是毫无疑问，他在仙台形成的思想非一日，而这过程，大抵和太宰治的理解出入不会很大，一腔热血，渐渐失望，不但探索，最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故事中，鲁迅先生在下雪那夜去找“我”畅谈，起因是在基督教堂听到了摩西的故事。摩西带族人出埃及，走向了独立，但是人们并不理解他，甚至责怪他。这不禁使人想到了鲁迅先生写过的一个故事：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开启蒙昧的心智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摩西虽然最后成功了，但是依然责难不断，而“铁房子”面对的是更艰难的境地——死灭，是让人清醒地死灭还是昏睡中死灭？鲁迅自己，大概就是那个叫醒昏睡之人的人。在太宰治看来，他选择的是一条文艺之路。用高尚的文艺去填充中国人的内心的空洞，用文艺的洗礼赶走天朝上国的慵懒。
其实，不管真实的鲁迅先生是什么样的，太宰治都是一位真的理解他的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理解，才能在他简简单单的一篇文章写出整个背后的故事。据一些资料说，幻灯片的事情是假的，在太宰治的故事里，幻灯片是真的假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此之前，鲁迅先生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嬗变，幻灯变只是一个契机，一个转折。这样来理解，仙台的往事是什么样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先生在阅读和思考以及观察和热爱日本人中，终于破解了自己此行要解决的那个难题。
近几年来，太宰治在中国读者中，不算是一位陌生的日本作家。好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人间失格》，也是因为他不停地自杀。《惜别》褪去了一切猎奇的色彩，正如他的后记所记录，在这篇小说中，他是一位职业作家，不是虚弱地表达自己的乡下少爷。
可能是又虚长了几岁，过了几个年头。曾经并不喜欢太宰治，觉得他是那样地孱弱。文章里的末世情结过重，不够积极和阳光。在《惜别》里，却发现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人”探索的越深，人也越敏感，他是，真的耗尽了自己地将人类更深层次的感悟挖掘出来啊，因为《惜别》才真正看到了“私写作”的价值。虽然不敢说这是他最成功最好的作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对鲁迅先生的理解，是深刻的，或者不如说，他是在深挖人类。他的探索，让我看到了那些沉默地走向焚尸炉的犹太人，和几个日本兵押解的一队中国人，这些亘古艰难的人的问题，他看得太深，也许这就是他无法摆脱痛苦的真正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