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Z总监
名探和而不同
1917年,“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发表第一篇以侦探霍桑为主角的小说《灯光人影》,如今的读者也许对程小青和他的《霍桑探案》比较陌生,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霍桑”曾经风靡中国,成为当时大众的心中偶像,并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作为《福尔摩斯探案》的早期翻译者和中国侦探小说探索时期的作者,程小青先生笔下的侦探霍桑确实带有很多福尔摩斯的影子。他们同样慧眼如炬,通过他们严谨的推理能力屡破奇案;他们同样嫉恶如仇,追求正义,不畏权贵,同情平民大众;他们同样不拘泥于法律,而是有着自己的道德准则,会放过违背法律的正义之士;他们同样重视科学,对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学均有一定研究。甚至就连他们身边的一些角色的设定和一些生活细节都极为相似:福尔摩斯住在贝克街221B,霍桑住在爱文路77号;福尔摩斯思考的时候总是叼着烟斗,而霍桑则是在抽“白金龙‘香烟;福尔摩斯的探案经历由助手华生记叙,霍桑的破案故事则有助手包朗书写;福尔摩斯经常和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等警官合作,与霍桑一起办案的则是水沪警署的汪银林等警官;福尔摩斯是独身主义者,平时生活依赖房东哈德逊太太的关照,霍桑也没有太太,生活琐事由女佣施桂打点;在破案之余,两人都对音乐美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然而,如果因此将霍桑视为福尔摩斯的翻版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仔细比较福尔摩斯与霍桑,也会发现他们很多不同的地方。假如说福尔摩斯是忠诚,严谨,特立独行的英国雄狮,霍桑则是热情,智慧,叛逆的中国巨龙。
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两个人虽然都有着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性格大不相同。福尔摩斯自负而清高冷傲,他自诩是世界上第一位且是唯一的私人咨询侦探,就连华生也会偶尔抱怨他的自命不凡和藐视旁人;而霍桑则是谦逊而平易近人,他总是在强调人不是万能,自己的智力也是有限的,包朗也对他的平和与谦虚很感慨。
两人性格不同还表现在与警方的关系上,福尔摩斯非常鄙视苏格兰场警官们的无能和鲁莽,时常用 “一群蠢货中的佼佼者”一类的话嘲讽之,虽然后来他与雷斯垂德等经常搭档的警官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也会不时揶揄他们一下;霍桑对于经常合作的汪银林等上海警局的警官,则是肯定大于批评,例如他评价汪银林虽然是官方侦探,但也是“有实力的人”,侦破案件离不开他的帮助。如果说在福尔摩斯身上体现了英国人彬彬有礼但孤傲难以接近的性格特质,在霍桑身上则看到了中国人谦逊平和的人生态度。
两人在行为方式上也有许多不同。福尔摩斯出身于英国准贵族家庭,身上兼具西方崇尚的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重视个人身份和荣誉,信守诺言,公平竞争,敢为理想而牺牲,这决定他始终处于上流社会的环境之中,行为举止或多或少带有贵族的特质。他虽然并不歧视下层民众,也时常会和他们打交道并提供一点帮助,例如他与流浪儿童组成的“贝克街侦探队”的合作,但是他的生活主调终归和下层民众有着一定距离,对于下层民众的苦难,他虽然充满怀同情,但是很难感同深受。
霍桑则不同,他是普通的农家子弟,他既渗透着祖传的“仁”与“礼”的儒者风范,更有自身独特的侠客精神,是平民阶层中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能匡护正义、疾恶如仇的勇士。强烈的平民意识使他能够给予底层民众真正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对《沾泥花》里做过妓女而自卑的来访者的安慰和鼓励,在《乌骨鸡》中坦言自己的服务对象是“民治制度不彻底下的一般无权无勇含冤受屈的大众”。
对于行为不端的贵族或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的不义之徒,福尔摩斯虽然不齿于他们的行为,会给予语言上的讽刺和怒责,但也无法做出坚决彻底的反击行动。对于在《身分案》中奸诈的继父,福尔摩斯也只能予以怒斥;对于始乱终弃的波西米亚国王,他也在嘲讽一番之后还是接受并使用了国王赠送的谢礼。
而霍桑则直白地对所谓上流人的荒淫无耻表达鄙视和不满,认为他们将“一切都商品化了”,简直是“醉生梦死”,对于为富不仁却无法受到法律制裁的恶徒,霍桑总是能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他们惩戒,例如对于《第二张照》中的敲诈犯,法律无法给予重惩,霍桑就巧妙地利用受害人的粗鲁狠狠地教训了敲诈犯一番,对《乌骨鸡》中的奸吏,霍桑则狠狠地榨了他一笔委托费然后把钱捐给民众工团,颇有中国古代侠客“劫富济贫”的风范。
福尔摩斯和霍桑都是满怀热忱爱国志士,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从福尔摩斯的言谈中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祖国的信心,他将查案途中见到的学校比喻成灯塔,认为“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即使在他晚年英国卷入一战漩涡,他还是相信“风暴过去后,更加纯洁、更加美好、更加强大的国土将屹立在阳光之下”;而霍桑更多的是对家国的忧患意识,经常能看到他对仍处于“外欺频仍、内讧不绝、荒灾连年、民不聊生”境况下祖国的感慨。
两人的这种不同显然与所处的国家的当时境况的不无关系。福尔摩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英国建国以来最辉煌的时刻;而霍桑所处的民国初年的中国,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假如说《福尔摩斯探案》是盛世遗曲,那么《霍桑探案》就是乱世悲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推理小说中的名侦探,大都拥有过人的智慧,但性格却大不相同。侦探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往往又与他们诞生的背景息息相关。
福尔摩斯虽然常住在大都市伦敦,但在柯南道尔笔下,这位大侦探所涉及的案件背景几乎遍布全世界,从欧洲乡村古老庄园到北美大陆荒凉的沙漠,从和平的英伦三岛到战火纷飞的印度,福尔摩斯就是在这样辽阔神秘的背景中,或与黑势力集团斗智斗勇,或陷入家族财产的纠纷中,他所服务的对象也大多是旧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与福尔摩斯举手投足之间带有的绅士风度也是相符的。
程小青则更喜欢让霍桑穿梭于江南水乡的庭院,楼宇和街巷之中,处理都市中下阶层的婚姻、财产等人际纠纷问题,和福尔摩斯相比,霍桑更具有平民气质。
两位名侦探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这源于柯南道尔和程小青对两位侦探出身背景不同的设定。福尔摩斯的祖父是世代乡绅,祖母是法国名画家的妹妹。他从小接受的是专门聘请的家庭教师的精心教育,还在伦敦著名的大学深造过,是一位带有英国古典贵族气质的绅士,他同情社会中下层平民,破案主要是出于兴趣和职业需要。
霍桑的家族世代务农,只有其中佼佼者才能通过科举入仕跳出农门,但霍桑的父亲霍有志是个另类,他因不愿受科举八股文的束缚而弃学经商,又因厌倦商场上的锱铢必较而返乡务农。霍桑继承了父亲的好动和追求自由的习性,从小就活泼好动并敢质疑长辈,因此被学校老师视为顽劣的学生而受到排斥。进入大学之后他也只选择符合时代而实用的课程学习,最终因为不符合唯成绩论的学校的标准而中途辍学。他是兼具中国传统“中庸”和“兼爱”精神的侠客,坎坷的经历让他对平民阶层有着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他破案的目的除了志之所向之外,更是以此为被压迫的同胞出一份力。
为什么柯南道尔和程小青在侦探形象的设定上会有这样的区别?这既与客观的时代背景有关,更离不开两位作者的主观创作理念。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拥有遍布五大洲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刚刚完成,经济繁荣,政治稳定,“雾都”伦敦更是这个强盛帝国的中心,理性而严谨的福尔摩斯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时代之光”,是英国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社会的忠诚卫士。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遭受着内忧外患,国土被列强侵占瓜分,战祸连绵,时局动荡,民生凋敝,“魔都”上海正是这个动荡年代的缩影,热血而机智的侦探霍桑正是民国初年上海滩的“乱世英雄”,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挑战者和科学民主新思想的传播者。
尽管生于维多利亚盛世,作为医学博士的柯南道尔却在医学上无用武之地,他的诊所门可罗雀,不得不通过写作另谋出路,他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侦探小说,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在民国乱世的程小青,创作侦探小说除了生计和兴趣之外,更有一种改良社会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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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柯南道尔认为侦探小说是“消遣解闷的良法”,因此他可以在兴趣有所丧失的时候选择在《最后一案》中“杀死”福尔摩斯,又可以因为大众的喜好和呼声让福尔摩斯复活。程小青就不敢如此随意,他认为侦探小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是宣传科学民主法制、改良社会风气的工具。在民国初年的侦探小说热潮退却之后,许多作者都因为各种困难放弃了对侦探小说的创作,程小青却不管是在抗日战争动荡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风潮的冲击之下,始终坚持侦探小说的创作、翻译和理论研究。
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理念不仅变现在笔下的侦探形象上,更蕴含在探案故事之中,以他们的成名作《波西米亚丑闻》和《江南燕》为例,在这两篇作品中,福尔摩斯和霍桑都少有的受到了挫折,并遭遇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两篇作品的内涵和意境却大不相同。在《波西米亚丑闻》中,福尔摩斯接手的是与皇室丑闻有关的委托,一波三折的情节,福尔摩斯与美丽智慧的歌星艾琳的斗智和若有若无的暧昧,让这个短篇对读者极具吸引力和娱乐性。《江南燕》中霍桑遭遇的是暴发户财主家的失窃案和恐吓案,故事的误导和逆转让读者惊讶,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大盗江南燕的直爽和侠义更令读者深思。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通过对霍桑和福尔摩斯两位侦探诞生背景的研究,我也由衷地感受到“环境塑造侦探”。优秀的侦探小说在讲述惊险神秘的故事的同时,也会在字里行间国家民族的个性与时代的变迁,可以帮助我们对小说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