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英]李约瑟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副标题: 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原作名: The Grand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译者: 张卜天
出版年: 2016-8
页数: 319
定价: 59.00
装帧: 平装
丛书: 科学史译丛
ISBN: 9787100120579
李约瑟很爱中国,写了一部厚重的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中译即有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1954年,李约瑟在初版序言中问道:“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以及“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比他的书影响力更大。
如果啃不下SCC这块“大砖头”,不妨一读《文明的滴定》。该书集结李约瑟八篇论文和演讲稿,基本围绕“李约瑟问题”展开,可谓简明版的SCC。因主题相似、成稿时间不同,结集而成书,故前后内容略有重复,瑕不掩瑜,前两篇《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和《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提纲挈领,其余各篇角度的不同亦可以相互印证,对了解李约瑟本人的想法不无裨益。
李约瑟说:“滴定是一种分析方法,即把已知其含量的试剂从玻璃管中滴出加在溶液上,直至发生中和为止,而中和的发生,则可由指示剂颜色的变化,或由溶液中电位之大量变化显示出来。”很显然,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既表示了文明的渗透和融合,也强调了作者的观察目的。那么,通过这种“滴定”的方法,李约瑟提交了一份怎样的分析报告?
我们熟知的“四大发明”,据说就是由李约瑟总结表述的。四大发明真的像李约瑟所说的那么重要,引起了西方社会大变革吗?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作为中国文化的“迷弟”,李约瑟的SCC可能有拔高中国的成分,我们在阅读时对此要有所注意。
李约瑟的“重新发现”很有意义。比如,机械钟。李约瑟说:“时间测量是现代科学绝对不可或缺的几种工具之一”。以苏颂所著《新仪象法要》中描述的仪器为例,中国的机械时钟设计技术远远领先世界。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也高度赞扬了苏颂,称其“伟大”。不要小瞧计时准确的重要性。时钟是一切“机器之母”,除了运用大量的物理学和车床工艺,它还要求非常复杂的天文学知识。张衡、苏颂、郭守敬等人不断改进了浑天仪,准确而持久的观察是科学的基石之一。通常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没有科学的观念,就不可能有时钟这样由观念化作实践的发明。
但是,为什么后来……
研究者经常把封建官僚制度和中国科技水平挂钩。比如,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得益于官方的要求,重儒学轻工匠,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低,等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李约瑟另有见解。他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挖掘出了丰富的自然科学观念。东西方的宇宙观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古代也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但更讲究“天人合一”,中国的文明秩序有着内在的稳定要求,发明和发现是为了维持现有秩序更加和谐,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旺盛的征服自然的欲望,不像欧洲那样追求剧烈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
那么,欧洲不稳定的理由何在?这跟地理环境因素有关。欧洲实际上是一个孤岛,一直有着独立城邦的传统,这促使欧洲人必须不断向外扩张以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地大物博的泱泱中华并没有这么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当近代科学和工业的洪流席卷而来之时,中国才在剧烈的创痛中裹挟前行。
李约瑟认为,冯友兰所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是错误的,欧洲人也绝不像汤因比所说的那样富有原创性和发明才能。之所有会有这么多的悖论,部分是因为对“科学”一词的含义有所误解。科学并不仅仅等于“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长期的探索、发展、传承和创新的过程。不同文明的交流是一个“滴定”的过程,在对东西方文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之时,同时不能忘记观念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
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他的回答并不意味着就是标准答案,百家争鸣的探讨本身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