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1931年,心理学家温思罗普·凯洛格决定进行一项大胆的实验:将一只七个月大的黑猩猩古亚和十个月大的儿子唐纳德一起抚养,观察他们在同等环境中的表现和发育情况。可惜,这项实验仅坚持了九个月,唐纳德在语言上的糟糕表现促使凯洛格送走了古亚。但凯洛格随之声名大噪,有后来者涉足类似实验、有人以此为蓝本衍生出各种理论、有人追踪唐纳德的未来。然而鲜有人关注,古亚后来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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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研究对象,既然唐纳德的身心健康值得跟进,为什么古亚就不重要了呢?仅仅因为它是一只黑猩猩吗?美国小说家凯伦·乔伊·富勒的小说《我们都发狂了》或许能给我们一丝启发。

主人公露丝玛丽刚满月时,黑猩猩费恩就作为姐姐出现在她生命中。露斯玛丽不觉有异,深爱她的姐姐,相伴成长。五岁那年,父母送走了费恩。疑惑、同情、自责、焦虑,从此困扰着露丝玛丽,而她的哥哥洛厄尔干脆离家出走,以示对父母的怨恨。被送走后的费恩生活艰难,她以为自己是个人,却和猩猩一起住在笼子里,遑论恶意的饲养员。富勒说:“情感和天性是我们一切决定、一切行为、评价一切事物以及看待这个世界的基础。而理性,不过是粗糙的表面上涂的一层薄薄的油漆。”旁观者可以说,这只是一项研究,但对所有参与者而言,他们自然而然投入了感情。朝夕相处的露丝玛丽和费恩有争吵有嫉妒的亲密也好,洛厄尔千方百记追寻费恩下落也好,研究生马特自愿陪伴费恩远走也好,都是至深至纯的情感。费恩有兽性,可能伤害别人,但换作是家人,一切应该都是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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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费恩的过程中,洛厄尔走得更远,慢慢和远离费恩世界的你我都有了交集:如果你品尝过珍馐、使用过护肤品、看过医生或者欣赏过电影,极可能有动物血汗掺杂其中。洛厄尔看到人为制造大批瘘管牛以观察它们的消化过程、狭小的空间塞进大量行动困难挤压变形的家禽来节省成本、还有反复被强暴的黑猩猩和为拍电影棍棒相加训练出来的猩猩宝宝——“拍电影的过程中没有动物受到伤害,因为伤害都发生在拍摄前”……人类的感性在科学和利益的理性面前,似乎不管用了。洛厄尔发狂般地潜进实验室、医学机构摧毁器材,放走生物,这像是一种矫枉过正,却令读者不忍去责备他。

我们真能对动物的处境安之若素?试想一下,倘若一觉醒来,我们成为了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主人公,如何能够全身而退?早在人类借由动物实验探求人体奥秘之初,言之凿凿的粉饰就成了抵御感性的武器,17世纪笛卡尔的信徒坚称动物只比一堆没有灵魂的机器稍强一点儿。同为贡献巨大的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大言不惭:“认为其他的生物是为了人类而造,并不是个傲慢的想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是唯一可以享受、使用,乃至于把其他物种烹成小菜的,我们孤独地领会着造物者的全知、全能和善良。”他的好友罗伯特·胡克则难掩悲伤:“我将几乎不能再进行这类实验了,因为这是虐待动物。”

也许,动物实验的确能推动某些领域的研究造福于人,但我们难道不应当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和折磨吗?难道不应当对那些因我们而失去正常生活的生命怀有敬意吗?难道不应当尊重自然,停止居高临下充当疯狂的“造物主”吗?诚如当代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言:“我们如果抛弃其他生命,必定使我们人类变得永远贫乏……幻想自己如神一般尊贵,而不受古老传承的束缚,那么我们将变得什么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感性,与其说是疯狂实验的障碍,莫如说是对人类、也对世界真正的保护。

科学会继续发展,人类会保持那份可能会发狂的感性,而动物会是另一面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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