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即公元1057年,苏轼写给太尉韩琦的一封,后世称为《上枢密韩太尉书》,文中这样写道: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悠然已经九百多年过去,当年苏公游历名山大川,以求知晓天地之宽广,不囿于家,不求知与相邻,不死读圣贤书,直到现在,字句读起来依然铿锵上口,抓住着字句的经脉,一股豪迈奔放之气油然而来。到了我们这个年代,这段诗意的文字可以简化成一句话:来吧,小伙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于是乎,众多小伙伴们穿上登山服、操起数码相机、带上自拍杆,在百度上搜到“不可不去的N个地方”,跟着旅游团去看风景,一路走一路拍,然此“走万里路”早已和苏工当年孜孜以求的外在阅历所不同。
也许我们去过很多地方,见识过不同的风景,也许相机可以凝固一幅美景和一张瞬间的笑脸,但是,这和知识分子用用脚步丈量土地完全不可同日而言;也许我们侃侃而谈某地风土人情,有没有黑店有没有坑人,怎么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但是这不是行走的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土地是怎么样吟唱了一首诗意的歌曲。
从这个角度上说,萧春雷先生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他的《大地栖居》,我甚至不敢说这是一本游记。因为“游记”二字显然太单薄,不足以涵盖文字所有的内容。他站在土地上,上溯源下追问,不但走过路过,更是对土地寄予深刻的感情,不但看,而且听。有所闻有所感,如今又形成了可感知的文字。萧先生的书不好写,光看看“苗族大迁徙”就知道要废多少心血。
我上学的时候,有幸认识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苗族、侗族不在少数。曾经有老师讲过,苗族是中国的吉普赛民族,整个苗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苗族彪悍,我所认识的女孩,打起架来连很多壮硕的男人也只能躲着走。他们彪悍的民族性身后是一部被放逐的千年史。每一次听到苗族古歌,侗族大歌,虽然听不懂内容,但是悲伤的感情总也无法控制。当你触摸了苗族的历史,就更能明白歌舞升腾幻欢乐背后的悲伤。
可是,他们依然彪悍地生存下来了。纵观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有多少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又有多少民族渐渐被同化、被溶解直至消失,可是苗族依旧分明在“山中”勇敢坚强的地活着。如果到了黔东南,只是为了看风景那就太遗憾了,如果相信海量的信息告诉你“南蛮子有多么彪悍、恐怖”就不去触摸苗的历史,那么走过路过,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呢?
只有有了人的风景,有了历史的土地,才有了质感,才可栖居诗意呵。
客家,也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在行走过程中,萧老师自问,客家也好,裕固族也好,是不是被架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贝尼迪克特认为,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裕固族和蒙藏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许本可同宗同族、同根同源,但是为了“不同”而“不同”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一个很诡异的演变。如果不去走一遭,听听当地学者的看法,怕是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悟。
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当我走过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对此深有感触,在行走和行走之间,总有些心灵感念交相呼应,这就是行走的真正快乐。大抵,土地诗意的纹路,是照相机、手机都拍不到的,这些,在脚下,在心里,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