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这部分的有些内容，可能会引起某些读者的不适。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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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法国，关于行贿受贿的指责司空见惯，连法官也经常遭到此类责难。低级官员公开收取好处费。
还有人印制卷帙浩繁的书籍，标题套用《回忆录》的名称，但其实际的内容“法律厚黑学”，其公开的主旨就是要在未结案的诉讼中影响公众和法院。【作者按：有资料记载，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通过获取《品行证明》的方式，在刑事案件中毫发无损，而且在民事案件中，他们比对手占上风；另外还有资料记载了各种暗无天日的司法判决。】
司法不公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尤为严重。例如，有些案子开始本来是在某些法院进行审理的，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将这些案件移送到那些对自己更有利的法庭。不仅王室的委员会可以包揽诉讼，很多机构都能够这么做，这种情况随处可见。有一种被称作“护身契（committimus）”的法律文书，即有这种文书，就可以转换审判的法院。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司法体系的崩溃已经无可避免了。
至于刑事审判，其过程极为酷烈。在路易十五时期，监狱简直就是溽热肮脏的兽穴，又拥挤又不通风。等待审判的人待在单人牢房里，该房间长宽各为10英尺，一个月的费用是60法郎。由受过训练的大狗看着囚犯，以免他们逃跑。
一年两次，也就是每年的五月和九月，对那些更加绝望的囚徒来说，是他们离开巴黎、开始上船干苦力的日子。他们被铁链串成长长的队伍，这样一来，8名骑警就可以看住120名犯人了。在土伦港的帆船，看上去不会比巴黎的监牢更差劲了。轮船保持着卫生，空气也好，而且囚犯们衣食大致还过得去；不过有些囚徒已经被关押了40年、50年，甚至还有被关押了60年的人。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可以挣一点钱。犯人被分成三类：逃兵、走私贩和小偷；不同的类别佩戴不同颜色的帽子。
刑讯逼供被视作查案的常规手段。刑讯要受到不同方式的监督，而且各省的刑讯形式都不一样。包括烫烙不同的身体部分、从嘴巴里给胃和肺灌水、拇指夹、拷问台，以及用脚踢等。这些还只是在调查阶段采用的方式，即那些受刑的男女并没有被确定有罪。
如果确定有罪后，为了找到同案犯，这些酷刑可能还被重复使用。对疑犯的大部分刑讯都是私底下进行，在此过程中，不允许律师维护当事人。只有指正他们的证人给出了证词之后，疑犯才有一次和证人对质的机会；而且如果证人要是撤回证词，那么证人就可能要面临作伪证的惩罚了。
死刑的适用范围很广。比如，仆人偷东西就可能被判死刑。不过在路易十六时期，大众觉得这样的量刑过于严苛，因此，主人家不会去告官，法官也不会追究。【作者按：重要的审讯阶段是秘密进行的，在法国，律师被禁止进入该程序。而当时的英国，如果是重罪，按照规定，律师也无法给疑犯争取权利；但是，习惯上，法官都会拐弯抹角让律师替疑犯说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律师只能给囚犯提供法律问题上的指导。长期以来，从整体上讲，英国人似乎并不信任招供的供词。大陆法系喜欢招供这一套，这和教会的忏悔有多大的渊源？教会喜欢搞忏悔这招，这和自古以来人性当中的爱管闲事，又有多少瓜葛呢？】
不过，另外一些罪犯就没那么容易脱身了。当时有一种极为野蛮的死刑处置方式。在法国各大城市中，都立有刑轮。大街小巷中，小贩兜售判决书复印件的叫卖声随处可闻。普通民众蜂拥到了绞刑架周围。对于租几个窗口来看行刑过程的做法，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会嗤之以鼻。受刑之人先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然后行刑之人用铁条抽打11下，每一下都会抽断一根骨头。然后，这个可怜人仰面躺在一个轮子上，断裂的骨头刺穿了他的肌肉，他的脑袋耷拉着，眉头上滴下了混杂着鲜血的汗水，接着等死了。一个神甫站在一边，嘟囔着宗教的安慰话。通过这样的场景，法国各个城市的平民们得到了锻炼，在那种远为更加丧失人性的断头台下，也能看得津津有味。【作者按：霍华德说阿维尼翁的一个看守告诉他，自己曾经见过被酷刑蹂躏的囚犯，那真叫血汗交迸。】
一直到了18世纪中叶，人们才想到要改革刑法。不过长期以来，不少大作家就已经指出酷刑毫无益处。蒙田说：“刑房是一种危险的发明物。而且，它使得审讯更像是考验忍耐力，而不是为了追查事实的真相。”只是他觉得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由于人类的弱点，刑房算是最不邪恶的一种发明了。
孟德斯鸠更近一步了。他指出酷刑其实没必要存在。他说：“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英国）放弃了刑讯逼供，也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已经有那么多聪明和睿智的人写文章反对酷刑了，那么我也就不敢老调重弹了。我只是想说，暴虐的政府或许会容忍酷刑的存在，因为该政府令大家恐惧害怕，它的大部分权力由此而来；我想说，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来说，政府会允许对他们实施酷刑。可是我听到大自然大声反对我的说法。”
伏尔泰用他惯常的轻快口吻攻击了刑讯的做法。但是，有一点很惹眼，就是他有所保留；他认为在弑君的案件中，或许还应该继续采用酷刑。
像这样散落四处的只言片语，不管历史多悠久，可能也无法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不过，到了1764年，事情出现了转机。米兰尼斯·马奎斯·贝加利亚（意大利法理学家——译者注）出版了那本举世尊崇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然后过了13年，英国人约翰·霍华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国家监狱的书籍。在很多问题上，贝加利亚和哲学家派的人看法一致。他和他们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卢梭和他们的区别，就是其社会主义倾向。从人类历史来说，在实际工作中，很少有人能做出比他更大的贡献。
在对待犯罪行为的时候，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理念都来自于贝加利亚。他在思想上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哲学家一样，非常极端；同样，他也和他们一样，没有意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性。不过尽管如此，在当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上，他扭转了已经逐步迈入文明时代人们的看法。在接下来的一百年的时间里，他的那本书带来如此巨大的转变，以致于现在，我们说着其中一些话的时候，都很少会想到源自他的作品。
比如：“刑罚的目的是要阻止犯罪分子继续伤害社会，并且阻止其他人犯下类似的罪行。”
“所有的审判必须公开进行。”
“犯下罪行后，越快遭到惩罚，那么刑罚就更公正，也更
有用。”
“明确的法律更能阻止犯罪，而不是事后的严刑峻法。”
在现代刑法中，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了。不过现在的困难在于实践。而在18世纪，有必要从学理上对该问题进行阐述。贝加利亚说：“在审判中，采取残酷的刑讯手段，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确实如此，在他生活的年代，整个欧洲都视刑讯为合法手段，只是在普鲁士，刑讯手段受到了限制，而在荷兰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废除了刑讯。
从大范围来说，贝加利亚反对任何形式的折磨。对于发生在定罪之前的酷刑，他说这种错误的方式给无辜的人造成了惨烈的痛苦。他说：“因为从法律的角度看，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辜的。而且，认为一个人是犯罪时的作恶之人，又是受刑时候的苦主，这其中的关联着实混乱；而且有观点认为剧痛应该能检测出真相，好像真相就藏在受刑的可怜虫的筋骨皮中一样，这种推理也实在令人糊涂。要是用刑讯的方法查案，那么身体壮实的人能逃脱，而孱弱的人就会被定罪。”贝加利亚提议的刑罚措施一般都很温和；他的想法是废除所有的死刑；他更相信清明的法律和确凿的证据，而不是严酷的刑罚。
在基督教国家，要指望贝加利亚的书马上能产生效果，那真是异想天开。该书出版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刚开始的时候，旧式刑法毫不为其所动。不过那些更进步的思想家的良心被现实触动了。
1766年，在阿布维尔市，有一个叫拉·巴尔的年轻人被指控犯有亵渎罪：当一群宗教队伍走过的时候，他戴着白帽子站在一边，还唱着亵渎的歌曲，说着亵渎的话，做着亵渎的动作。当时每个镇子上都有一座立有十字架的桥，与此同时，民间流行损坏该十字架来取乐；不过并没有证据表明拉·巴尔涉及到这次渎神事件中。
阿布维尔的法官们看起来根本不避讳舆论的指责，说他们对他的敌意出自私心。这个年轻人饱受折磨，随后被判有罪，被处以极刑：先是脖子上被绳索套住，在圣·乌弗兰教堂前公开忏悔——那个被损坏的十字架就放在此处；然后再经受拔舌、砍头等过程，最后将他的身体烧毁。如此暴虐的处罚得到了巴黎议会的确认。迷信的路易十五毫无怜悯之心。主要的处罚都进行了，只有拔舌一项被省略了，那个行刑人只是做了做样子。在残忍的围观群众的掌声中，拉·巴尔的脑袋掉下来了；这些人对刽子手娴熟的砍头技艺非常钦佩。
随后，在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这件事情引得他们非常愤慨，不仅仅是因为恐惧。伏尔泰大声说出了心中的愤怒和悲痛。在公众的心中，如此暴虐的酷刑不再是人人接受的事情了，这至少是一种进步了。【作者按：关于拉·巴尔事件，我个人觉得德斯诺瓦瑞斯特瑞（Desnoiresterres）在《伏尔泰和卢梭》一书中的描述最到位。】
但是，酷刑也不是没有拥护者。其中有一位就问道：如果小偷拒绝说出赃款的藏匿地，除了用刑之外，那么该如何找到这笔被盗的钱款呢？而且，这还不是他唯一的理由。他说：“如果没有刑罚的威胁，那么被告就成了案件中的法官了；如果他一口否定，那么对于他犯下的罪，他就有可能逃脱惩罚了。”另外，该作者还义正词严地说：一个屈打成招的冤案有可能被说上两三百年，但是别忘了还有数百万罪有应得的案件，后者也应该被提及。
不过，到了18世纪后半叶，前进的脚步变得很快了。在那时的审判规程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刑讯，一种是“预先用刑”，这是嫌疑人受的刑罚，目的是使其招供；还有一种是“事前用刑”，这是已经定罪的人遭受的刑罚——他们被处死前会被上这种刑，目的是为了使其供出同谋。前一种尤其被文明社会视为耻辱，于是在1780年8月24日，法国废除了“预先用刑”的做法。第二种直到1788年才正式废除，不过在此之前，也已经很少使用了。因此，可以这么说，在大革命之前，现代化改革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已经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