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百科”中,钱穆的职业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在中国学术界,钱穆被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而台湾大学中文系何佑森教授则说,钱穆是一位通儒,即“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表现”。钱穆先生的成就是完全当得起这个标准的。
在钱先生的诸多著述中,《中国文学史》算是较特殊的一本。因为这是由他讲述,他的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出来的。这是一本时隔60年的课堂笔记,之所以能在今天得以面世出版,实在是很多机缘巧合。叶龙去新亚的时候,选修了钱穆先生整年的完整课程,他听得懂钱穆的无锡官话,他学过专业的速记,他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都极好。感谢这样的“机缘巧合”我们才有幸看到这本有着浓厚个人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因为是课堂记录,所以整本书以口语贯穿,没有那种板起面孔的陈词滥调,就像书的推介中说的那样,它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也没有严谨到可以作为教科书,但是它活泼,有自己的思想,即便隔了一个甲子,读起来仍然觉得兴味盎然。
这本书一共三十一章,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脉络清晰,对每个阶段的文学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我们常常说“文史不分家”,钱穆先生即是从历史的角度讲述文学,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传承变化,并总结出中国文学“最大的观点是带有政治性而并不独立,是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工具,用文以载道,政治并属人道中的一部分”。
钱先生认为《离骚》是中国纯粹文学的开始。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文学又是时代的”“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这些观点是他“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他对历史的考证,如对屈原的诗中“洞庭”的解释,对《古诗十九首》秦以前的阴历和汉太初改历的对比,真是很严谨的;对某个作家的评述,如韩愈和柳宗元,其生活轶事也是补充得具体生动。对于某一部作品的赏析,更是从语句到思想情感,有详有略,让人见微知著。读起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重回教室聆听教授传道授业。
钱穆先生研究文学还注意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小说戏曲,在西方算是正宗,中国则不然。而神话故事,在西方是先有神话、故事而后有文学,中国当时则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中国版图疆域广大,难免有了众多地方性”而“埃及、希腊等外国地区因其国土狭窄,故地方性的神话、故事特受重视”。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却很难把中国的神话系统化。不过,想想,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分散在各地,信奉的图腾各不相同,确实很难统一。这样想,就很好理解了。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用文言抒情,可能已达到最高境界,此乃西方所无”“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戏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此外,先生还讲到了中国和日本文学上的区别,这点也是很少见到的。
对于现代文学,钱先生也敢于大胆直言,说到了用白话文骂人的,除了鲁迅还有吴稚晖,而共产党的文章“长于说理,但文学方面的水准不够,即是说文章没有温情与性情”。他觉得“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但他的尖酸刻薄体裁是否可流传后世,则是一大问题”,“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上的偏”。这些个人色彩极浓的观点在“正式”的文学史中是很难见到的吧!
而除了文学上的研究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先生对学生在学业上的谆谆教导和做人上的诲人不倦。他在一开课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创造”,激励学生发愤图强。在讲到杜甫的时候,他说:“不论今人古人,他们各有不同的技艺本能,好名声不是白白得来,新的是从旧的传承而来,所以新人古人同样值得吾人来尊重他们。”“口是心非、阴奉阳违的,那才不配作为孔孟之徒”。在学习方面,他教导学生说:“文章不光是靠写的,还要会读、会朗诵,甚至会唱。”在写作上,他说:“我们要学习文章,当然创造较模仿容易得多,我们在创造前,也不妨先有模仿。因为创造是要有客观的条件才能形成的。”在书的最后,他还给启发鼓励学生去从事创新著作:“一个人的本领与长处要自己去发现,但不要表现。不发觉本身内有的本领是可惜了,冤枉了。不要吝啬自己,怜悯自己。今天中国学术界有待开荒,早已无人栽种,故如有人花了心机去研究学术,必会有所得”。这便是匡时济世的心情了,也是别的“文学史”书上看不到的。
俗话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学识、气质、精神、境界是可以通过他的文字感受到的。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你会感受到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和渊博的学识以及对教育的拳拳之心,你会感受到中国文学的巨大魅力和文学家们的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