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逃难》,【澳】白杰明/著,贺宏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380页,68.00元。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动荡不安,中西文化激烈交锋,整个国家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剧变。这种剧变渗透进了时代的每个角落,无数的个体生命随之起落浮沉。以真善美为最高追求的艺术家们,他们的审美又会怎样与生命关联?

白杰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以《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丰子恺虽然是近代著名的艺术家,却并非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位。那么,是什么吸引一位外籍学者四处搜罗他的生平,为其立传?而且是以国内包括丰子恺的后人所作的传记都未曾有过的厚重?这必然是由于丰子恺具备了某种吸引白杰明的特质。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白杰明在中国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白杰明在中国

在《艺术趣味》中,丰子恺说“艺术不仅仅是技能与技艺,而是人们表达超验世界的一种崇高活动,在捕捉美的过程中,灵魂之眼比身体之眼更为重要。”同时他也认为,在真善美的追求中,美更具重要性。从他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来看,他的“美”正是通过用灵魂之眼看到的“真”和“善”来实现的:“真”是儿童的纯真,“善”是佛家的至善,这两样价值观在丰子恺的艺术表达中分外明显。

丰子恺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充满童趣的儿童漫画,世上还有什么比童心更纯真呢?丰子恺惊讶于儿子瞻瞻把战争中的逃难当成最好玩的事,因为可以坐船,很多人一起很热闹。他也感叹童年很快就会失去,所以他用画笔画下瞻瞻把两把扇子当脚塌车来骑的童趣,画瞻瞻穿上大人衣服也掩盖不住的童真。他说,“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所谓‘ 社会 ’里的虚伪矜忿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去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 人 ’” 。

人们回忆起儿童时光无不带着不可再得的惋惜,可丰子恺却带着深深的忏悔。他的《缘缘堂随笔》中有篇《忆儿时》,回忆儿时养蚕作丝、中秋吃蟹和与朋友钓鱼的乐趣,最后却说,“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说这话的丰子恺彼时不过而立之立,却早已与佛结缘,发了善心,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从艺术和思想上全面影响了丰子恺的人——弘一大师李叔同。

1913年,17岁的丰子恺在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李叔同任学校的音乐和美术教师,二人有长达五年的师生情谊。之后,李叔同在虎跑寺削发为僧,1927年,丰子恺也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取法名“婴行”。与佛结缘后的丰子恺为了回报恩师,发愿用一套《护生画集》唤起世人的爱护众生的善念,计划从1929年到李叔同五十寿辰画到百岁寿辰,共计六集一百幅画。从发愿到实现,中间足足隔了四十五年。在这期间的一段特殊政治时期,丰子恺的文章和画被定为大毒草,他本人也被下放改造,以致疾病缠身,但他却利用这段时间隐秘地实现自己的弘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丰子恺如有预感般提前完成这一弘愿,两年后便撒手人寰。可以想见,这个发愿如果未能完成,他将带着多大的遗憾离开人世。

白杰明将一个融合了艺术、宗教和文学传统的丰子恺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在记录个人生命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个20世纪的文化中国。他让我们看到,无论时势如何,自身的境遇如何,丰子恺都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用简单的笔画表达生活中最平常的美,表达对有情众生的关切。白杰明在最后提到夏志清关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有一个严重的缺失的说法,即“同情心的缺失”。而白杰明认为,丰子恺的艺术便有一种“同情之心”,传递出关于永恒和价值的理念,这种同情恰恰是进入现代的中国所欠缺也最急需的。可以说,丰子恺的同情之心独有一种儿童的纯真和佛家的至善,他的艺术也由此达成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