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通过查阅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写下了这本《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该书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还原了纳粹德国一边高喊反腐的口号,来迷惑民众,欺骗舆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另一边,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集团在经济上、政治上大搞腐败,疯狂地掠夺国家财富据为己有,拼命培植个人亲信担任占据党国重要位置。严重的腐败,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狂人集团很快走向毁灭之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共五个部分:“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反犹与腐败、反腐斗争及其局限、腐败与‘民意’”,这些章节引述详实的材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揭露纳粹德国反腐的虚伪性,剥开纳粹德国腐败的直面目,让人们看到德国纳粹灭亡的必然性。
纳粹的的反腐是有选择性的
“在1933年初纳粹夺权阶段,纳粹党人大力煽动了一场反腐斗争。”弗兰克·巴约尔在“反腐斗争及其局限”一章中开篇时指出,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集团,当年就是打着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而走上政治舞台的。
那么,打着反腐旗号上台的纳粹党人,是否兑现自己的承诺了呢?弗兰克·巴约尔在书中分析说,纳粹政权夺取政权后,的确还是希望保持正派、高效、反腐的清新面目和道德形象。然而,在面对自己的同伙时,他们在反腐这个问题上却采取了选择性的原则,不愿意大张旗鼓的下力气对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中的腐败行为进行查处。在“朋党之交 门阀统治与官官相护、战时的丢车保帅、打死苍蝇、放走老虎”等篇章中,弗兰克·巴约尔用翔实的例子,说明了纳粹德国反腐的这一特征。 造成纳粹德国选择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弗兰克·巴约尔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各个派系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再加上专制的‘元首政党’内的同志情谊,给纳粹党造就了一种隐蔽的次级结构,它往往比正式的等级制或者组织从属关系更能够决定‘显贵’们之间的私交和关系”。纳粹德国的政治“显贵”实质上也就是“山头”。以“革命”起家的新政权都有山头林立的特点,因为革命时期需要拉拢和聚集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纳粹“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党内各个派系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革命成功后形成了一个“利益均沾”的总体政治分红“供养”体制,而这个体制中则又需要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划分、平衡和协调,是有助于体制的功能稳定”。
弗兰克·巴约尔还指出,从党国功利出发的反腐是机会主义和双重标准的,反腐对它有用就反,没用就不反。这使得反腐经常成为一种作秀,也成为方便的政治斗争工具。因此,“对于腐败分子来说,除非他们卷入了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在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眼中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或是侵吞了党及其组织的财产,否则就不必害怕自己的腐败行为受到检举控诉”,“很多腐败的纳粹党人虽然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但还是能够逍遥法外,因为他们能够找到政治靠山”。民众对于这样的反腐只能作局外人的壁上观,或是漠不关心,或是好奇观望,或是幸灾乐祸。他们当中的顺口溜是:“打死苍蝇,放走老虎”。这样的反腐,只是一种政治口号,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即使反了一些腐败,也是装模作样的“优秀”,并没有真正进行反腐。
最高统治者带头大搞腐败
为什么一个打着反腐旗号的政党上台后,说一套做一套,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不加以铲除、任其泛滥成灾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希特勒是第三帝国至高无上的“一把手”,其实也是纳粹党腐败大戏的总策划者。弗兰克·巴约尔在《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中,通过揭示“政治上的恩主—门客结构”—— “希特勒体制”来透视这一问题,寻找答案。从纳粹党的结构可以看出,这个结构的顶端就是希特勒,它“将身边的人的道德败坏作为犬儒主义统治手段的基础”。弗兰克·巴约尔强调,“‘希特勒体制’并非凌驾于数量众多的恩主—门客结构之上,而是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存,这些结构在纳粹体制中是横向发展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各省的‘诸侯’们,他们一般都控制着完善的小金库和基金会的系统,这系统既不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监管,也不受国家的中央权力的控制。虽然希特勒的权力足够强大,地位足够巩固,能够约束住腐败的封疆大吏们,但是元首在面对腐败问题时却非常冷漠,甚至是罪孽深重的封臣也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也就是说,希特勒在明知官员腐败的情况下,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高统治者对腐败是这种态度,反腐自然只是一种口号而已。
希特勒对党内的腐败不深究,同时自己也带头大搞腐败。首先,希特勒本人就是最大的贪污犯,他的基金会每年收到德国富商7亿马克的献金,此外还有《我的奋斗》版税150—200万马克,以及邮政部门因发行邮票上带有他的头像而给他的5200万马克。其次,希特勒还经常慷国家之慨,送钱送物给亲信,以笼络人心。希特勒不仅明白人的贪欲本能,而且善于利用这种本能,“主义”、“理想”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幌子。通过档案资料发现, 希特勒馈赠礼物的对象包括高层的党政军人士,还有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这既是赤裸裸的政治算计,也是笼络和控制各种对他有用之人的贿赂手段。巴约尔对此写道,“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早在1932年就指出,在纳粹党人的‘理想主义’宣传的光辉外表背后,藏匿着一种没有理想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把物质上的贪婪掩饰好。纳粹党人的基本态度是‘绝非理想主义的’,而是‘极端的经济和物质主义的’:‘他们没有克服经济的、物质主义的心态,而是凑合着遮蔽着自己的物质主义。’”一个政党,一个统治集团的“元首”,对腐败是放任的态度,自己也大搞腐败,这个政党,岂有不腐败的理由?!
集体腐败导致最终走向覆灭
中国有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用在纳粹集团身上,一点也不为过。在希特勒的带动之下,纳粹德国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此种腐败风潮,各路高官们都建立了各自的私人基金,资助亲信以及艺术家和科学家。
通过《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的叙述可以让人发现,希特勒政权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如对“老同志”大搞福利优惠等。弗兰克·巴约尔指出,纳粹掌权以后,建立了利益均沾的供养制度。其主要体现为不同级别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那些并非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权力的人的地位在1933年之后主要取决于他支配物质资源的权力,以及对追随者们的物质上的供养”。纳粹高级干部所享受的待遇,包括高级住所、特别服务和供应、高经济收入和免费待遇。这些在纳粹党人看来,都是自己正当的“工作需要”,因此不仅需要“保密”,而且,就算再过分也不能算作腐败。正是这样的思想作祟,纳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待遇越来越好,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虽然国家对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让他们享受到比常人高出许多的物质利益,但欲望的缺口一旦打开,就没有止境。所以,在书中,巴约尔用大量的具体材料表明,纳粹的许多官员,还“侵吞党费和捐款”,私分国有资产,同时,他们还把从犹太人那里搜刮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中饱私囊。
弗兰克·巴约尔指出,纳粹的高层官员和精英阶层“滥用职权和各种特权,维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仅拥有特殊享受,而且更是以此“突出自己在纳粹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这才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极权制度下典型的政治腐败,“它不是若干个人的滥用职权,而是一种有组织的滥用权力;它并非促进个人私利,而是纳粹统治本身为官僚体制提供种种额外的好处和油水,这是一种由制度来合法化了的腐败。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的迭合,使纳粹党内弥漫着腐败的气息。
党风的好坏事必也会影响民风的好坏。从弗兰克·巴约尔的介绍中人们还了解到,纳粹不但使党的肌体、政权的细胞上,都沾染上腐败的基因,形成腐败的链条,而且连社会风气也被带坏了,出现了“全民腐败”的可怕景况。所以,弗兰克·巴约尔在本书的最后一段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许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一个腐败泛滥成灾的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正常秩序的社会,自然,把持这个社会政权垮台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左手反腐,右手腐败的纳粹集团,已经覆灭70多年了。历史的教训,对后来者具有借鉴作用的。所以,在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的转型期 ,读一读《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对于正在深入开展反腐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有所启迪的。(2015、08、20}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德]弗兰克·巴约尔 著 陆大鹏 译
译林出版社 2015年7月出版 定价:38元 )
左手反腐 右手腐败 ——读《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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