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阎海军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320页,39.00元。
当我知道阎海军是用了8年的时间完成《崖边报告》时,内心颇为震惊,这意味着他从25岁就开始了家乡的裂变记录。大抵,从农村走出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书写故乡的本能欲望,只是,有些人写在纸上,有些人写在心里。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大西北一直荒凉。阎海军生长的崖边村,就在没有草,没有树的陇中黄土高原。村子不大,八十一户,十五户已经常年上锁,无人居住。崖边,真是个贴切的名字,这里男女老少的生活境况,确实像站在凛冽的悬崖边上。
有智者说,人生就如落花,幸运的落在洁净的草席上,不幸的陷于污泥中。崖边的村民,显然就是不幸落在污泥中的一群。胎儿可能会因为没有出生名额被活活拿掉。被生下来的,一断奶父母就出去打工,年老的爷奶看不住,一不小心就淹死在河里。再大点,每天走几里山路去上学,吃冷饭或者饿肚子。一成年,就去打工,运气不好进了黑厂,尸骨都回不了乡。留在村里的,奢婚让贫困的男人娶不到正常的媳妇,成为光棍。正常的女孩被父母当作筹码,换个好价钱交换兄弟的婚姻。到了中年,疾病渐多,宁用土方迷信,不去医院花钱。到老了,存在的价值跟着生产力一起消失,被子女遗弃,要么饿死,要么自杀。
关于个体村庄的真实记录,不论是早期黄树民《林村的故事》、林耀华《金翼》中的黄村,还是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之小堡村、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不同时代,不同书写方式,却有着共同的关键词:贫困、流离、饥饿、疾病、死亡。到底是我们习惯了对农村进行沉重的书写,还是事实原本如此沉重?
2000年到2010年,中国360万个自然村锐减到了270万个,而阎海军的崖边,也只是全国12.8万个贫困村之一。被书写下来的这些个案显然无法代表农村之万一。即便被记录下来的这些,也显示了村子间的巨大差异,如南方的林村便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吸引了内地的打工者们,轰动全国的华西村更是富得流油。只是,这样的传奇很少被复制成功,他们究竟还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也值得思考。真正的农民整体上到底是怎样一种处境?从农村走出来的林耀华、熊培云、梁鸿、阎海军们,当他们开始记录村庄的时候,他们的双脚早已离开了那方土地,他们的眼睛已经不是农民的眼睛,他们的笔更不是农民的笔。真正的农民在想什么,他们自己没有表达,而一个叫余秀华的农民诗人说:
多少年来,
人若问我在哪里,
我只能回答他:
活着。
阎海军是纪录片导演,他的记录既有媒体人理性的外部审视,又有身为崖边人从心流露的悲悯情怀。他认为,乡村这种悲惨的生活状态,皆源于秩序的 “裂变”。在现代化观念的冲击下,传统儒家社会结构发生裂变,维系乡村的核心力量——宗族关系式微。公社解体后,象“伙子里”这样的集体整合力量进一步瓦解。就连有助稳固社会秩序的各种民俗礼仪,也渐渐失去传承。在儒家礼治已经崩溃,现代法治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农村人心浮躁,道德滑坡,兄弟阋墙、虐待老人、凶杀案件履见不鲜。
费孝通在《中国士绅》 中曾提出“社会侵蚀”的概念,由于城市兴起,乡土社会传统生活方式被破坏,社会资源被过度消耗,农村知识份子一去不返,以及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工作的寄生阶层的产生,都是对乡村的社会侵蚀。这与阎海军提出的“裂变”异曲同工,却早了半个多世纪,农村今日之现状,历史早已发端,并为社会学家所预见。
1947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时讲到:“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不该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而应该隐含着对一种与和谐统一的内在精神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的重组。”时隔半个多世纪,这种“重组”或许正是“裂变”的解决之道。只是该如何重组,不仅考验着新时代的改革者们,也考验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
裂变后,如何重组?——读《崖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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