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好，还是共和好？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吗？三千年之大变局，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走向，从晚清到民国，跨越了多少层级，却依然没有走向共和。
那一代人的宪政梦，是民国旧梦。也是一种伤痛。最近，秦晖先生的《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出版，也许可以给一个回望的机会吧。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先生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这部《走出帝制》共分为十五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百年中国的问题。且看目录：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 “封建”与帝制的比较、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辛亥革命：“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失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总之，把中国近百年的文化思潮、路径、设想都放了进来。
而关于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先生用三章来探讨问题的根源：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俄国式社会主义”。当我们今天再来追问“五四”精神遗产时，还真得多一些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跟着主流奔走。
去年，张鸣先生有《共和中的帝制》出版。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推进社会的进步？执政者在面对不完善的游戏规则时，尽力弥补制度的漏洞还是采取厚黑的手段，哪一种更能实现其执政理念？
在百年之后，再来回望这些历史问题，是不是能对未来多一些启示？
学者的不停追问，也许能让我们明白，有时选择一种路径并非是需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而是该有更理性的思维，不是纠结于某些人的私利，是为中国的未来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