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代际划分是否经得起推敲?-书啦圈
“媚俗艺术的整个概念显然都围绕着模仿、伪造、假冒以及我们所说的欺骗与自我欺骗美学一类的问题。”如果说近年来特别是世纪之交诗人们喊出的各种“口号”其实只是种种围绕着媚俗目的进行的花样繁多的克隆,那么,文学界中尤其是诗坛中的代际划分命名则存在着太多可复制、可预期的属性,充斥着“命名者”们对诗坛的操纵以及“被命名者”们对改朝换代的渴望以及对自身身份的焦虑。“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勒庞《乌合之众》)不同于法国思想家勒庞概括的那些因各种原因“聚集成群”的人,由“代际划分”所集结起来的诗人们大多缺少已经形成的集体心理、精神结构或其他附带特征,唯一的依据仅有各自的出生年代。
文学界中的“80后”作为一个名词,最早是在2000年7月的《诗参考》上出现,可见“80后”这一概念实际上滥觞于诗坛。作为一个本身充满了符号化色彩的名词,“80后”明显是经由媒体与市场合力打造的一个集体名词。年轻的“80后”诗人们大多也在有意无意地迎合、至少是顺从着市场与媒体的摆弄。从“80后”诗人中绕不开的人物春树谈起。2004年2月,春树身着朋克衫的照片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上,这相当于是以一种“作秀”和“亮相”甚至是“炒作”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以“残酷”、“叛逆”、“自我”等元素为特色的春树对于写作态度的表达,同样也能概括绝大部分的“80后”诗人,尽管各自的写作风格与诗歌观念截然不同: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对不会考虑“慢慢写”的叮嘱与劝告,任何“高贵、经典、文本、抒情、意境”到了我们这里统统失效。直到哪一天我们写不动了,写不了了也绝不会强努着写——“当下,我们玩诗”。一个“玩”字,将“80后”诗人们所普遍崇尚的“快乐原则”显露得淋漓尽致,这于传统作家、严肃文学所推崇的东西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带来了发表作品的快捷和交流的方便,但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很大,比如:诗歌的快餐化,急功近利的心态,大批的复制等。”互联网和民间诗刊是“80后”诗人们最先借以发表作品、发布宣言的快捷平台,展示出他们才情与壮志的同时,也同样暴露了他们写作技巧上的弊病、视野的狭隘、写作态度上的不端正,这都体现出了一种潜在的“媚俗化”的倾向:希望以最迅猛的速度夺得话语权,却不肯为之付出必要的沉潜、努力与低姿态。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们得在这满是势利鬼和冰冷面孔的世间争取一个位置。这些人的影响是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与刚刚“出道”就被一些前辈诗人与新诗评论家渐渐捧红的时候相比,现在的“80后诗人”显然早就已经过了成年之时,其身份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换:较之更为生猛的“90后”诗人,他们已不再年轻,干劲冲天、青春自带的激情已不是他们的优势;也许尚在风风火火、受尽关注之时,“80后”诗人们就应该清楚,自身特有的迷茫、虚无、混乱、慌张早晚会不再因为理所应当而可以被原谅,争取到自己在诗坛中的位置、证明自身合理身份,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可循之道,而不是“仅靠一点才气,一点小聪明,一点青年人的热情和锐敏感觉”。
对于诗坛的代际划分现象,诗人朵渔有一句一针见血的反问:“你说现在提出‘90后诗歌’这一概念有意思吗?新的一批小动物还没出现,笼子倒先做好了。”与其说这是对“90后”诗歌这一概念合理性的怀疑,不如说朵渔是在对诗人们的“代际划分”的提法有所抵触和否决。不过,在经历了“70后”、“80后”被命名时的受尽质疑与诘难之后,人们对于“90后”的出现似乎早已有所准备,对“90后”给予的是相对更多的包容与认可。从“90后”诗人们自身的表现上看,他们似乎也挣脱了“80后”诗人那样的被规训的命运。“90后”在网络文化、大众传媒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出生、成长,按理说,他们的行为应该比“80后”的更为独立,思想和意识也应比“80后”诗人们更加开阔、更加前卫,但“90后”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出了真实、随意、平静、自然,这对任何时期的诗歌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他们对自身、对外界葆有清醒的认知,所以并没有轻易被商业化、媒体抑或是批评家诱导,也没有放弃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字。只要能迈大步子跨出青春文学(或才华写作)的狭小空间,避免走入使诗歌“媚俗化”的圈套,“90后”诗人必能将新诗很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天赋较逊者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较丰富想象力者则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我们可以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尽管不一定能够如法炮制前代经典诗人们为世界立法的道路,诗歌界里的“天赋较逊者”们至少也可以模仿复制他们为自身命名的方法——如此一来,所有的成功与胜利似乎都是可以预期的;即使是大多数的“较丰富想象力者”,也不过是通过对前代经典诗人们进行质疑,或者某种程度上的颠覆来取得外界的关注。诗歌批评家张德明认为,诗歌以代际划分来命名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诗学策略,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诗人的入史情结和文学史焦虑、文化现象描述的社会学干预、诗人私密空间的萎缩、诗评家命名能力的低下。“只有无聊的文学史家、批评家,由于‘不懂诗’,或出于职业习惯,才热衷于将诗人归类。”同样,也只有黔驴技穷,以至关心自己的“诗名”多于诗作质量、惟有靠抱团成群才能成名与生存的诗人们,才会甘心情愿地被如此潦草地归类,而不是自觉跳出“代际划分”的年轮似的怪圈外面去。
 
诗坛代际划分是否经得起推敲?-书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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