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出台那天起,就伴随着人们无尽的质疑和担心。基层政权为了完成人口控制目标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手段,不仅让国内普通民众滋生怨言,产生抵触情绪,引发干群关系紧张,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一政策因此经常被西方当成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指责。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不少专家学者、甚至是一些从事过计划生育工作的老同志,都相继发出了调整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顺应这一要求,国家在事隔20余年后,又一次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调整,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不过,对于是否全面放开二胎,至今还是众说纷纭,影响了国家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国内著名的人口学者、决策咨询专家陈剑先生所著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一书面世了。
《中国生育革命纪实》一书共有10章,它们分别是“70年代——和风细雨的‘晚稀少’生育时期、‘一孩化’政策的产生及历史背景、《公开信》的发表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确立、1984年,新一轮的政策博弈、‘独女户’,千呼万唤始出来、生育革命,反思与探索、生育革命代价,少生多少人、生育革命的代价——如何尊重生育权利、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与人口结构失衡、若干政策建议”等,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翔实的数据,对从1978年到1991年这13年间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固化、调整的经过,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梳理;对这些政策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对世界各国在人口政策上的做法,加以了画龙点睛般的评述;对制定既尊重人的生育权利、又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人口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全书以事实为依据,数据作支撑,客观而不偏激,理性而不偏颇,既是对实行近4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也是对事关中华民族未来兴衰而向党和政府的执著建言!
应该说,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并不是哪个人坐在办公室凭空想当然就制定出来的,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有关,与领导者的指导思想有关,也常常与意识形态的考量有关。那么,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出台的呢?在“70年代——和风细雨的‘晚稀少’生育时期”一章中,作者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指出,“从新中国建立初到60年代末期,短短的20年人口净增了3亿多,”全国总人口一下子突破了8亿大关,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0以上。其中的1963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2950万人,是中国人口统计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中国人口当时的增长速度一点不为过。人口急剧的增长,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原因。“1971年,中央提出了人口控制规划,正式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1978年10月,中央正式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的口号。那么,这样一个没有强制性的“提倡”,到底有没有作用呢?作者用数据做出了答复:“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0降到1980年的18.21%0,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83%0,下降到1980年的11.87%0。”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和风细雨式的宣传教育,以及提供相应的避孕节育服务,还是可以收到成效的。
不过,这样富有人性化的提倡计划生育的方针执行期是相当短暂的,很快,带有强制性、命令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了,那就是“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在“‘一孩化’政策的产生及历史背景、《公开信》的发表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确立、1984年,新一轮的政策博弈、‘独女户’,千呼万唤始出来”等四章中,作者对我国从“提倡”到“强制”计划生育这一重大的转变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回顾。通过作者的回顾,让人们可以看到,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既有当时我国工作重心转移、时代背景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有高度集中体制,领导人一言九鼎的缘故,更重要的还是全社会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在内,对人口规律缺乏深刻认识有关。在这些回顾中,作者不为尊者隐,完全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比如,作者在“宋健等学者的观点对生育政策的影响”一节中,就对曾经担任过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当年领衔的团队运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得出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提出了批评,指出,就是这个报告,对计划生育政策由提倡到强制,特别是“一孩化”政策的固化,产生了推动作用。 实践证明,这个“百年人口预测报告”的很多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是违反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而在“1983年的‘大结扎’”一节中,把钱信忠在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期间,在全国采取广泛而持久的具有明显强迫命令特征的“大结扎”进行了追忆,然后指出,“钱信忠在任期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大结扎’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也就将‘一孩化’生育政策带来的效果达到了极致。由于需要依靠诸多不文明办法才能达到结扎效果,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大结扎’的后果,使党在农村基层的形象严重受损,并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可以说,作者这种敢于对名人“亮剑”还原历史真实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可以唤起更多人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回顾和反思。
接下来的“生育革命,反思与探索、生育革命代价,少生多少人、生育革命的代价——如何尊重生育权利、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与人口结构失衡、若干政策建议”等五章,对作者在对执行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全方位的回顾后引发的思考和探索,也是他对生育政策的建言与献策。作者在“生育革命”一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当年制定“一孩化”政策的过程“仓促草率”,是有关部门为了迎合中央核心领导人的意愿而做出的,并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也没有科学论证。同时,作者还用大量的数据得出结论,强制推行“一孩化”的那几年,人口出生率并没有真正降下去。比如,“1980年,由于在全国全面实施一孩化,受到育龄人群的普遍抵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降反升,从1980年的11.87%0大幅回升到1981年的14.55%0,1982年继续回升,达到16.01%”; 相反,真正造成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充分证明,强制性,往往达不到想达到的目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恶果!这不但是我们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上的教训,其实在经济社会的其它方面,也有类似的教训。
这些年来,我国进入了低生育率,全国每年净增人口在不断减少。作者针对这一现象,在“持续低生育率对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影响”一节中指出,其消极影响有五个方面:一是老化形势严峻,政府面临长期巨额隐性负债的挑战,二是少子化问题日益凸显,经济成长的活力面临挑战;三是“四二一”家庭大面积出现,社会养老面临挑战;四是影响国防人力资源的持续供给;五是中华文明在全球的地位会受到影响。因此,作者建议,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二胎,同时逐渐向自由生育迈进。作者呼吁,国家应该尽快出台这样的政策,否则,“每耽搁一天就有数万女性失去生育能力,这将给他们中很多人造成终身遗憾,其中很大比例最终会沦为失独母亲。”这是一个学者饱含忧思的呼吁,值得引起决策者们的足够重视,也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回应。
(《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 陈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 出版)
理性的回顾与反思 ——读《中国生育革命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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