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战争中的西南联大》, 易社强 , 九州出版社2012.3,389页,48.00元。
1937年,随着卢沟桥那声枪响,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大学化为断坦残壁,中国高等教育的种子刚刚萌芽便在炮火中奄奄一息。为延续中华文脉,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成立两所临时大学,一所设在长沙,由北大、清华、南开的中央研究院组成;另一所设在西安”。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没有仪式,只有敌机“来贺”。不过两个月后,随着战事扩大,中央当局最终做出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的决定。
经过“战时教育”问题的争论,有人提出让部分人员步行去昆明,以证明为保存中国文化遗产而艰难跋涉的知识分子不是“懦夫”和“叛徒”。于是,1938年2月19日,244名男学生在教师志愿者和部队的带领保护下,以“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名义开始了一场少有人知的“长征”。沿途百姓何曾想到这支衣冠不整、满身泥污、酷似流兵残匪的队伍,曾是白面华服漫步平津街头的的翩翩书生。40天后,张治中手下的黄师岳中将把这支徒步三省八百多英里的队交到校长梅贻琦手中,一人不差。至此,始于1987年京师大学堂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南边陲小城得以延续,时人未曾想到,这一驻扎就是八年,更没想到,这被视为流亡逃离的八年,竟造出了比北大、清华、南开后来30年的还大的成就。
易社强先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高徒,他以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用二十年的时间来研究一段八年的历史。他采访了90名历届的联大学生,近50名联大教师,30多名非联大人士,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报刊文摘。史学最忌主观臆断,道听途说,易先生的这本著作鲜见他本人的主观论断,每个数字、每一句话、每个论断他都标出来源,足足43页的附注。在写到某个教授时,他只给出学生、同事和旁人不同的说法,并不做判断,由读者自己去分析人物性格。为了解联大对蒙自的影响,作者亲自回到这个小城观察体验,认为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的四个月,很大程度改善了当地的教育和社会风俗(主要是男女关系),推动了当地的社会进步。
今人都将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归结于独立自由、开放容忍的学风和三校强大的师资融合。但是,再强大的外因没在内因的趋动也难以成事,此内因除了考入联大的学子本身才智卓绝,而入联大后还有38%的高淘汰率外,其根本还是联大长征代表的校训“刚毅坚卓”四字。当日之情形,东北沦陷,即便原本的富家子弟也失去家中支持,沦为难民,贫寒子弟更不用说,走在街上是连抢劫犯都懒得多看一眼。当时虽有国民政府发的补贴,但在急剧的通货膨胀下只是杯水车薪。汪曾祺在他回忆联大的文章中就写到过有学生仅靠吃残羹剩饭维生,就算食堂伙食也是植物动物矿物俱全的“八宝饭”。有人冬天在衣服里塞纸抗寒,有人冬天把书当出去换冬衣,夏天再把书换回来。有人一件长袍穿五年,有要好的朋友轮流休学打工供另一人读书。当时全校有七成以上的学生在昆明各行各业兼职,以至有人笑言,若是联大师生罢工,整个昆明都要瘫痪。当时学校校舍亦是紧缺,图书匮乏,公共科目用书需排队抢,抓紧看,在煤气灯下长时间看书,烧焦眉毛者有,眼疾者众,更有吸多浓烟咳出黑痰者。
若说学生年轻单身无所畏惧,教师之境遇则令人唏嘘。工资不变,物价却涨了三十倍。梅贻崎和冯友兰的妻子都靠卖小吃补贴生活,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则去菜市场捡牛骨,回家给妻子熬汤治病。曾昭伦趿着“空前绝后”后的鞋子脚步声吓坏了夜晚从图书馆回来的女生。一个丧妻的教授上课时只能让孩子坐在教室门口玩耍……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同时,师生们还要面对比老朋友来得还频繁的空袭,“跑警报”成为日常操练。就是在此种内忧外困的条件下,联大师生以钱穆所谓之“中华民族的克难精神”,抱着对知识真理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责任感,筚路蓝缕,开创出中华教育、及至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逆境中的奇迹,培养出杨振宁、李振道、华罗庚、邓稼先以及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新中国之栋梁。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西南联大已成历史,但其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实不该忘。对今日的磊学生来说,即便没有自由民主之校风,没有天资聪颖之才华,“刚毅坚卓”却是每个读书人都可以养成的品格。
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读《革命与战争中的西南联大》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