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古今中外哲学家们契而不舍思索的问题。从神创论到达尔文演化论,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似已尘埃落定,如今大部分人相信人从猴子演变而来,一小部分人仍坚信人是上帝(神)的独特创造。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却随着人类社会几何速度的变化发展越发扑朔迷离,一个个末世言论兴起又倒下,人类前进的步伐却从未因此减缓半分。
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通过对人类和其他动物DNA片断的研究,发现与人类最接近的生物是黑猩猩。2004年,一个古人类学家研究小组发现了距今600-700万年的人类头骨,并由枕骨大孔的位置确定他们可能已经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方式的进化是将原始人类与其他猿类区分开来的首要变革因素)。基因与化石共同验证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人类从猿演化而来。
在生命进化树上与猿类分枝后的智人起初仍是与其他动物平行的物种,处于食物链的中端,生命时刻处在自然灾害以及大型野兽的危胁之中。那是什么使得人类最终站到食物链顶端,成为今天的万物之灵?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开篇第一章给出了答案:认知革命。以大脑进化为条件的认知革命使智人能够形成并传达关于虚构概念的信息,例如部落的守护神、国家、人权等,个体的智人因而能在对虚构概念的共同信仰中进行合作,共同抵抗自然灾害和大型动物。正是认知革命使智人的社会行为快速创新,在进化路之路上彻底甩开其他物种,成为独一无二的“社会人”。
继认知革命后,人类漫长进化史上的第二个丰碑是农业革命。目前已知西南亚是植物驯化(公元前8500年左右)和动物驯化(公元前8000年左右)有最早的明确年代的地区。动植物驯化使人类由采集生活转为定居,定居生活又使人类可以把多余的粮食粮食贮藏起来,富余的粮食产生可以脱离农业生产的专门人才,国王和官员由此产生,社会分工由此开始。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所说,农业革命带来的粮食剩余“是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然而,赫拉利却在《人类简史》中说“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他简要说了四个理由。一是定居的农业劳作方式使人类渐渐脱离动物运动的采集生活,引发了大量疾病。二则以谷物为主的饮食不符合人类杂食猿类本质的身体需求。三是对主食的依赖不如广泛采集食物有保障,一遇自然灾害便造成大量死亡。四是农业生产对土地的占有大大增加了人类的暴力行为。因此,与其说人类驯化了植物,不如说植物驯化了人类,使人类彻底放弃了更丰富多变,更健康安全的采集生活,而进入到农业奢侈生活的陷阱之中。
尽管赫拉利基于现代人病态的物质欲望,对农业革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负面作用进行诘问,但我们究竟不会相信作者本人会愿意舍弃温暖舒适的办公室,随手可得的咖啡面包,回到风餐露宿的原始采集生活。对历史可以进行一种哲思的反思和假设,却不能以“马后炮”的视角去否定人类祖先走出的某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历史进程中作出的每一种改变都是应时而生的进步,权力、国家、金钱、科学、宗教、战争……一切都是顺应历史潮流自然而然的产物,不可阻挡。
地球于45.5亿年前诞生,38亿年前开始出现生命, 700万年前始有智人。以个人不过100年的生命去思索几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实有“蚍蜉撼树”之感。“人从何处来”已不再困惑我们,“将往何处去”成了最重要却仍不可解的问题。今天的人类已经拥有了用科技改变生命、创造生命之“神”的能力,但正如《蜘蛛侠》所言“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世界掌控能力越强的人类,所走出的每一步对未来的影响越是重大,人类会将自己带往何处?会不如如科幻电影中预测的那样毁灭自己?赫拉利在《人类简史》末尾也表示了这种担忧:“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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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的来处与归处——读《人类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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