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习惯法》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治平先生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所进行的司法调查等第一手材料,对清代习惯法进行的最为系统最为全面的探究。其研究的范围涵盖了清代习惯法产生的渊源、背景、演变过程,以及习惯法的性质、形态、功用,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和习惯法研究在社会理论上的意义等等,从中既可以管窥中国法传统秩序的多元面貌,也能够了解近代中国人的日常法律生活形态,更能让人认识我们今天的处境而对未来作出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抉择。
何谓“习惯法”?“习惯法”在日常生活有什么价值和作用呢?是这本书首先告诉我们的内容。作者在“民间法、习惯和习惯法”一节中指出,“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部分,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它类型的法律。”这里所说的“国 家法之外、之下”的法律,就是指的“民间法”。而据作者研究,在清代,民间法“大体可以分为民族法、宗族法、宗教法、行会法、帮会法和习惯法几类”。也就是说,“习惯法”实际就是一种民间法。那么,习惯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通过作者的研究,“习惯法”是用来调整婚姻、析产、继承、买卖、租佃、抵押、借贷等方面的事务,可以说,它的作用与今天的“民事法”调整的范围、发挥的功能有相同之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习惯法”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呵护作用、保障作用。
那么,“习惯法”是如何产生的呢?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作者在“习惯法起源例举”一节中指出,“其一、习惯法并非出于立法者的意志与理性,而是由民间日常生活中自动显现,其二,习惯法由自然塑造而成,此所谓自然,既是指实际的生活秩序,也包括山川风物、民俗人情。”也就是说,习惯法的产生,一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发现,需要一些“法”来规范人际间的关系,二是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条件产生了一些人们事先无法预见的问题,也需要“法”来约束。恰好“国家法”在这些领域是一个空白。在这样的背景下,“习惯法”就自然而然应运而生了。从习惯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来看,它的目的有以下几点:一是追逐利益、二是规避法律、三是杜绝隐患、四是寻求保障。看来,各种因素的迭加重合,才让“习惯法”成为人们的共识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不仅可以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而且成为维护人们权益的“护身符”。在“习惯法制度考略”一节里,作者对习惯法在婚姻、析产与继承、土地交易、地权形态、土地典当、会及中人制度等方面的具体运用实践,详细进行了阐释,从而进一步说明习惯法已经渗透到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发挥重要民事调整作用的“法”。
“习惯法”来自民间,是大多数老百姓意愿的体现。而封建社会里的“国家法”却是代表最高统治者——皇帝意志的。那么,习惯法和国家法在实践有没有冲突呢?它们又是如何分工配合的呢?应该说,这便是该书“习惯法与国家法”一节里主要阐述的内容。首先,作者指出,“习惯法”生于民间,出于习惯,是一种实用之物,而“国家法”不只是法典,也包括国家各级机构所订立的规则、发布的告示、通过的判决等等,有很强的符号意味和强烈的文化色彩。不过,由于清代“国家法”有关继承、土地交易等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很少,而且没有系统性,那么,以调整民间民事关系为己任的“习惯法”于是填补了“国家法”的空档。本应该发生冲突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法”在这里悄然达成了默契,进行了合理的“分工”。两种法分别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事务中,调整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共同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义务和责任。中国法秩序的多元面貌,在“习惯法”与“国家法”分工配合的过程中,呈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这个意义上讲,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单单只是凭借国家的力量,其实民间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清代“习惯法”的借鉴意义,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还是具有参考作用的。
(《清代习惯法》 梁治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管窥中国法传统秩序的多元面貌 ——读《清代习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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