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崛起的作家,苏童最初是以“先锋派”小说家的身份出现在读者视野里的。苏童一直以充沛稳健的创作姿态活跃于当代文坛,颇受读者欢迎,也是国内外评论界最为关注的作家之一。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枫杨树”故乡系列、女性题材系列小说乃至他的新历史小说,都无不痴迷于对血腥、罪恶、阴谋、苦难的铺陈与描述。苏童似乎是在向人们发出纯真而又阴险的冷笑,不断展露着人性的沉沦、挣扎与毁灭,一次又一次地把读者引入那个似乎永远阴暗潮湿、堕落淫荡的世界,使人不寒而栗而又欲罢不能。
“我从小生长的这条街道,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作品中,当然已被虚构成‘香椿树街’了。街上的人和事物常常被收录在我的笔下, 只是因为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却又非常清晰,从头拾起令我有一种别梦依稀的感觉。”少男少女们的故事在苏童根据其童年记忆虚构的“香椿树街”展开并相互交织。“一群少年人的懵懂与冲动,时不时地演变为一场血腥,四处飘荡的死亡的幽灵给大街小巷笼罩了一层神秘与恐怖的气息。”苏童作品中众多的少男少女就这样给人们留下了独具代表性的、触目惊心的难忘印象。在对少年形象进行塑造和描写时,苏童抛开了成年人已然认识世界的那种“优越感”,很好地保持了与小说人物一致的对事件的未知态度;与这个视角相对应的是语言的反差,苏童用一种敏感、细腻、富有特殊人情味的语言来叙述一段粗暴而强有力的历史。我们试着从人物心理和性格等方面来探寻苏童笔下的少年形象特点及其意义。
言行粗鄙,冷酷无情
苏童是一个擅长于运用女性视角进行创作的作家,然而在他的笔下却绝对不会出现贤淑美好的女性形象,不论是他的女性题材小说(如《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等)还是“枫杨树乡”系列小说(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颂莲、小萼、秋仪、简氏姐妹、祖母蒋氏等都绝不属于知识分子、大家闺秀之类端庄典雅的女子,她们要么内心阴暗,要么出身低微。到了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其中的市井妇女们更是显得粗鄙不堪。“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里随处可见作家们对女性的褒扬与赞美,但在苏童作品里几乎找不到几个品行端正的女性形象,更不用说纯洁美好的少女了(除了极少数,比如《城北地带》中美丽、纯洁、善良、温柔的少女美琪)。其实“香椿树街”系列以少女为主人公的并不多,她们只是作为少年们的女友或姐妹在读者眼前时不时出现,但苏童在她们身上并未少下笔墨。锦红、秋红(《刺青时代》、《城北地带》),涵丽、涵贞(《舒家兄弟》),红朵(《西窗》)、小媛、珠珠(《像天使一样美丽》)……她们之中有的丑陋、邋遢,有的天生丽质,但无一例外都与“美好”二字无关:她们要么庸俗市侩,要么自私、心胸狭窄,要么卑鄙委琐……可以看出香椿树街品行卑劣庸俗的街道妇女的今天就是她们的明天。和香椿树街少年一样,少女们生长在香椿树街这个来路不明的肮脏的大染缸里,受到祖辈父辈病态心理基因的遗传与萎靡堕落街风的浸染。
《像天使一样美丽》中,原本是一对闺中密友的小媛和珠珠,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分道扬镳、反目成仇,接着珠珠开始造小媛的谣、说小媛有狐臭,小媛则让自己的哥哥报仇打落了珠珠的牙齿……“有一次小媛在水果摊前挑选梨子时,听见背后响起熟悉的呸的一声,小媛敏感地回过头,她看见珠珠和李茜勾肩搭背地站在后面,珠珠还用脚尖踩地上的那摊唾沫。小媛再也不想忍让,她毅然从水果筐里捡出一只烂梨,狠狠地朝珠珠的身上砸去。她听见珠珠尖叫了一声。”少女之间的明争暗斗显得幼稚而盲目,但其中蕴涵的毒辣心理却丝毫不逊于成年人。更为狠心的是《舒家兄弟》(即《舒农》)中的林涵丽。她与邻家少年舒工多次偷食禁果后怀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竟唆使舒工同自己一同跳河自尽以求解脱:“去死……去死。我们两个一起去死……谁也别活了,我们一起投河去……不,我们绑在一起,再挂上石头,准能死……那我去告你!一样的死,怎么死你自己选择……你不死不行。我可以去告你,你强奸了我。”从中体现出的的涵丽对生命的漠视同样是惊人的。再来看《刺青时代》中的秋红:“……锦红上去抱住了小拐,秋红却趁红旗不防备突施冷箭,她学了香椿树街妇女与男人干架的有效措施,在红旗的双腿之间猛地捏了一把。不要脸的畜牲,秋红咬着牙骂道,欺负小拐算什么本事?有种你跟我家天平打去。”
而香椿树街的少年们比起少女们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之初,性本善”,但在苏童笔下,这些生命才刚刚打开的香椿树街少男少女们,其或阴险或残忍的性格却已然到达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连涉世未深的少年们都如此,苏童小说中的这个世界的确令人惧怕和绝望。苏童在每一个香椿树街少年的心里都安上了一个无法摘除的硕大的毒瘤。
“冷漠是童年意绪的愤怒之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的结果,它不再仇恨地否定一切,却也不轻易地接受什么。”其实更多的时候香椿树街少年们表现出的已不仅仅是冷漠,而是比冷漠更令人心寒的“冷酷无情”。中篇小说《刺青时代》里,哥哥天平为弟弟小拐报仇与人斗殴身亡,“后来灵车经过北门的瓜果集市,王德基想起天平一直是贪吃西瓜的,小时候曾经为了抢夺秋红的那块,王德基扬手打掉了天平的一只门牙。王德基犹豫了一会儿停下车,就近买了半只切开的红瓤瓜放到天平的身旁,猛地就发现了小拐,小拐直直地瞪着西瓜,说,我要吃西瓜。王德基的手下意识扇过去,但最后只滞留在小拐的头顶上,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吃吧,反正天平也不会吃了……那是一只南方罕见的又甜又脆的西瓜,直至几年以后小拐还记得嘴里残留的那股美妙的滋味。”小拐丝毫不为因自己而死去的哥哥感到悲伤或内疚,他性格里的冷酷无情由此可见一斑。无独有偶。长篇小说《城北地带》中,少年达生偷走了父亲的自行车与同伴练习双手撒把,赶去上班的父亲情急之下借了邻居没有刹把和铃铛的破车,冲向了运载水泥的大卡车……达生丝毫不为自己的过失而忏悔和痛心疾首,“他知道自己对父亲之死无动于衷的态度也使母亲悲愤不已,但达生的想法就是如此客观而简洁的,人都化成一堆灰了,为什么还在喋喋不休地引证父亲免于一死的假设?”达生的冷血同小拐如出一辙。“他心里的另一半想法是秘而不宣的,父亲一去,再也没有人来以拳头或者工具教训他了。”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到又一个残忍乖唳的香椿树街少年即将粉墨登场了。
与同是先锋派作家、同是热衷于写血腥、苦难题材的余华不同,从他的《兄弟》《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里我们还能从故事中的亲人间体察到脉脉温情,得到些许的安慰;而苏童则似乎是彻底下了狠心,他的香椿树街少年可以漠视身边最亲近的人们,其冷酷无情也就不可阻挡地跃然纸上了。以粗鄙和冷酷为起点,少年们不畏惧家长和法律道德的约束,不约而同地像风一样朝着罪恶和死亡的深渊扑去。从《桑园留念》开始,到《舒家兄弟》《刺青时代》再到《城北地带》,少年生命的萎顿和消逝不论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还是血腥械斗的结果,都让人无比扼腕叹息。那是一些无知与无畏、压抑与激情、恐惧与疯狂、鲁莽与冲动、暴力与脆弱、梦想与死亡交织交缠的特殊童年,也是整整一代人在正史之外对那段特殊时期的另一种记忆。“说起我的那些同学们(包括小学和中学的同学),我们都是一条街上长大的孩子,彼此知道每人的家庭和故事,每人的光荣和耻辱,多少年后我们天各一方,偶尔在故乡街头邂逅相遇,闲聊之中童年往事便轻盈地掠过记忆。我喜欢把他们的故事搬进小说。是一组南方少年的故事。”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他们只是一个个无知而又无辜的孩子,侥幸逃脱了激进荒诞的政治运动的劫难,在运动的血雨腥风中心惊胆颤、盲目崇拜、模拟游戏、实践梦想(尽管绝大多数时候这些梦想显得荒诞而不可理喻)。苏童以自己内心童年的真实,虚构出了独特的“香椿树街”的小说世界,在那些少年追逐暴力与犯罪的场景上,生发出一种别样的悲壮和凄凉。
崇尚罪恶,追求暴力
香椿树街王家的小拐无疑是这方面性格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刺青时代》还是在《城北地带》里,都能看到他拖着瘸腿到处闲逛瞎晃的身影。在小拐屈辱的成长史中,他像一个暴君一样迷恋和频繁地使用暴力,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其他少年们无不迷恋地仰视着他自己赋予自己的光环。然而小拐的成功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强壮,他在一场灾难中失去一条腿,那变得残破不全的肢体没有任何攻击力,实际上他瘦弱不堪的身体更像是暴力的牺牲品而不是武器。“那是男孩小拐开始扬眉吐气的日子,我曾经在他的书包里看见过多种习武器械,除了他随身携带的三节棍外,还有九节鞭、月牙刀、断魂枪等等,这些极具威慑力和神秘色彩的名称当然是小拐亲口告诉我的。”小拐的人生转折点在于,他有办法让人相信他学会了武术,并且他拥有了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正是这些武器改变了小拐的生命轨迹,使他变得强大起来,并且带有一种神秘色彩。接下来,小拐当众演示了他的武艺:“……虽然是初学乍练,但是我们还是听到了三节棍和九节鞭清脆悦耳的声音,舞鞭的男孩小拐脸上泛起鲜艳的红晕,双目炯炯发亮,左腿的疾患使小拐难以控制身体的重心,他的动作姿态看上去多少有些生硬和别扭,但是在石码头上舞鞭弄棍的确实是我们所鄙夷的男孩小拐,到了秋天他已经使所有人感到陌生。”小拐当众完成的其实是某种仪式,他通过这种仪式使人们相信他和这些武器——暴力的物化象征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这种仪式他还使人们相信了他和另外一个神秘人物——罗乾的联系。罗乾是当时香椿树街所有少年们心目中的偶像,他们相信他才是真正的武林高手。于是,小拐“狐假虎威”地获得了他自身所力不能及的力量与荣耀,昔日倍受欺凌的残疾少年,突然变成了新“猪头帮”的大哥,开始率领着一群体格健全的少年展开了新的暴力征程。小拐的成功意味深长,他的成功借助的是笼罩在他身上的那些神秘光芒,少年们追随的其实并不是小拐本身,而是他们对武术、对暴力的无止尽渴望和一厢情愿的想象。小拐作为少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像镜子一样将他们内心的追求展露无遗。
为追求暴力快感而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小拐的同伴李达生。在《城北地带》的最后篇幅,一直盼望有机会通过暴力实现自身价值的达生孤身一人来到煤场,即使他知道自己面对的将是十个皮匠街少年的挑战,寡不敌众,此行注定凶多吉少。之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因为达生不愿被看作皮匠街猪头他们说的“烂屎”而失了面子,还因为他对暴力天生的向往和追求。在袭击猪头之后,单枪匹马的达生遭到另外九个皮匠街少年的拳打脚踢,最终再也爬不起来了。然而临死前达生还不忘让猪头帮他两个忙——“你替我去摆平十步街,十步街那帮人太嚣张了。你别怕严三郎,严三郎已经死了,十步街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香椿树街的户籍警小马你认识吗?找个机会收拾他,让他记住我李达生的裤子不是随便扒的。”临死前,达生对罪恶与暴力的追求已经达到了何等偏执、何等不可理喻的程度。与小拐性格、命运都非常相似的还有《菩萨蛮》(后发行单行本名为《碎瓦》)中的华独虎。
“生于60年代,意味着我逃脱了许多政治运动的劫难,而对劫难又有一些模糊而奇异的记忆。那时还是孩子,孩子对外部世界是从来不作道德评判的,他们对暴力的兴趣一半出于当时教育的引导,一半是出于天性。”由此看来,小拐等“香椿树街”少年们的罪恶行为似乎无可厚非,应该得到理解和原谅甚至是同情。“对,不过我倒不认为是什么变态,而是一种对抗,在一种你所说的压抑的环境下,我要写出的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只是我将它安在了一个小孩的头上,而且他所对抗的对象,从他的家庭家族出发,可以引申到整个世界。”“香椿树街”少年们无疑是时代与环境以及特殊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一切用成人世界来判断的好与坏都是不存在的。本身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样一个单纯的世界在感动你,包括里面的残酷,一点点的血腥、暴力、仇恨、憎恨,甚至一些负面的东西都在感动你。我一直是这样的立场。包括像《刺青时代》这样有点儿暴力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供批判性。”读者们应该不难联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血色浪漫》等以那个特殊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影视剧,其中的少年形象和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的少年形象相似,都寄托着作者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深情缅怀与忠实追忆。
作家苏童
深度孤独,莫名敌意
“……我从来没有以成人的角度去切入那个年代。我都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写70年代。所以,好多人曾说,六七十年代对成人来说是灾难的岁月,对孩子来说则是灾难之中一片充满阳光的天空。”苏童如是说。在动荡的年月里,城市乡村的孩子的童年丰富多彩。然而,就算是这样,在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个游走在边缘的孤独少年。
在短篇小说《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的一开头,铁桥下吊死了人,人们在惊诧之余议论纷纷,而小说的主人公男孩剑的反应却是如此与众不同。“剑听着那些人的谈话,觉得他们的推测可笑而荒唐,剑想只有死者本人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像所有居住在五钱弄的居民一样,剑目睹过铁路上形形色色的死亡事件,他喜欢观望那些悲惨的死亡现场,但他始终鄙视旁观者们自以为是或者悲天悯人的议论,每逢那种特殊的时刻,人群中的剑总是显得孤独而不合时宜。剑习惯于搜寻那些死者遗留的物件,譬如一枝钢笔,一块手绢,半包挤扁的香烟。”此外,他与扳道工老严的关系,与老严的笼子里的鸟的关系,都显得他的形象是一个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者的形象。小说所表现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与成人世界之间的隔膜似乎很深很深。
“‘香椿树街’中的孤独少年像是一个游荡四方的幽灵。他们与其他人的那种隔膜感,不仅仅是与成人世界的隔膜,还存在于同年龄的孩子之间,他们与整个街区的生活都有隔膜,因此他们经常外出徘徊。”在《城北地带》中,美丽的少女美琪可以说是整条“香椿树街”上最孤独的人了。被邻居家少年红旗强暴的事情传遍“香椿树街”后,除了母亲郑玉清,没有人理解她同情她,她除了遭受强暴以外还必须忍受孤独。她必须习惯异样的眼光与同学们的疏远,偶尔只有王德基的小女儿、女同学们都嫌弃的邋遢而衣着破陋的秋红与她结伴。就是到死了以后美琪也没能从孤独中解脱出来。在红旗姐姐尖厉而刻毒的咒骂声中,她拿着一叠用蜡纸剪成的红心投河自杀。从此,美琪的幽灵开始了在“香椿树街”上的另一种孤独游走,带着她的蜡纸红心到处飘洒。无论是以《桑园留念》《城北地带》《伤心的舞蹈》等为代表的表现成长中渴望的小说,还是以《舒家兄弟》、《骑兵》、《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等表现成长中的悲哀与孤独的小说,都表现了少年(或儿童)孤单、无助、自卑,试图改变现状却无济于事的无奈心理和现实困境。不仅如此,苏童小说中还常常演绎着一种有别于常情的程式——少年暴力(前文有所提及)。暴力的终点显然是无法躲避的悲剧。红旗入狱,叙德远走他乡,达生惨死,小拐被刻“孬种”刺青,锦红被杀,美琪、涵贞被奸污,舒农被火烧死,丹玉与毛头、涵丽与舒工双双殉情……结局往往惨不忍睹。“‘香椿树街’作为一种背景,不仅指一特定的空间,还标志着特定的时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过去道德的纯洁性和较为坦诚、真挚、友好的人际关系,遭受了极为严重的破坏,道德水准下降,社会风气恶化,人与人之间虚伪的成分增加……这就是香椿树街,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香椿树街犹如一个‘大坑’,洋溢着一股不可扼制的黑暗的欲望和肮脏的骚动。人的低层次欲望被以一种极粗糙的形式释放出来,使一切精致的、温馨的、美丽的东西几乎无法生存。”不管是出于先天的性格还是因为后天的灾难事件,苏童笔下的少年们的孤独都来自于他们命运的深处——出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一条“香椿树街”,人和人之间完全无法相互信任,更毋用说相互温暖了。
此外,在众多“香椿树街”少年中,我们很难发现谁和谁是朋友,是知己。他们充其量最多算是一起胡闹一起寻衅闹事的“玩伴”。他们之间暗藏着某种莫名的、没有来由没有依据的敌意;一旦这种敌意受到催化从而升级,双方就会开始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在短篇《回力牌球鞋》中,少年陶穿上了香椿树街罕见的新回力牌球鞋。好朋友许按了按新鞋的鞋帮,陶让他别动,“他从空中收回了他的腿,他突然有点不快”;在另一个好朋友秦那里,“新的还是旧的?”“我看怎么像是双旧的?”“听说猫头的回力牌球鞋被人偷了”“这么热的天穿回力牌够热的。”秦的这些话无疑使原本满心欢喜的陶感到更为不快。很难说清陶和许、秦之间友情后来的分崩离析到底更多的是因为陶的倨傲还是许、秦二人的妒意;但可以看得出他们之间的敌意从无到有,因为一双小小的回力牌球鞋的激化越来越深。
不但好朋友之间,就连亲兄弟间也存在这种敌意。《舒家兄弟》里,舒农对与涵丽谈恋爱的舒工不厌其烦的跟踪和偷窥,舒工在舒农的床单上撒尿,都表达了一种毫不掩饰的敌意。“舒农在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后来就累了。在困倦中他听见舒工的床在咯吱咯吱地响,响了很长时间。‘你在干什么?’‘不要你管,睡你的觉,尿你的床去。’舒工恶狠狠地回答。‘我再也不尿床了。’舒农腾地坐起来。‘今天夜里我就是不睡觉也不尿床!’舒工没吱声,很快地响起了舒工的鼾声。舒农厌恶他的鼾声,他想舒工最没有意思,他是个欠揍的混蛋。”舒家兄弟俩不仅是相互抱有敌意的敌人而且是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仇人。“从某一天早晨开始,舒农觉得他成了舒工真正的敌人。在家里在街上在学校里,舒工都冷眼瞟紧了舒农,舒农成了舒工隐秘幸福中的一块阴影。”《刺青时代》与《城北地带》的小拐,刚出生就失去了母亲,后来又因火车事故失去一条腿,在一场少年们的暴力事件中失去保护他、给他以依靠的身为“野猪帮”老大的哥哥天平,从此饱受欺凌与嘲弄,悲惨的命运使小拐无形中将自己看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或许是因为极少得到温暖和体恤,以及自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处境使然,小拐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敌意似乎显得合情合理。但后来的小拐无法无天、阴狠残暴,这使他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打击与报复变本加厉,令人无法原谅,令人很难因为早年的悲惨遭遇而怜悯他。
前面讲到香椿树街少年的冷酷无情、对罪恶与暴力的崇拜,他们会对除自身之外的一切怀有敌意,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具体的写作过程我常常无法回忆,我不能筛选理性或者感性,再具体到我笔下的人物,我总是一边同情着他们一边批判着他们,这种投入是情感和理性两方面的消耗。”在“香椿树街”的世界中,苏童扮演着一个上帝的角色,不仅全知全能,并且对可怜又可恶的少年们充满同情、理解和悲悯。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我的小说中普遍有这么一种情结,美是特别容易被摧毁的,本来就不多,很容易受伤害,或者说是变质。还有好多小说中我自己想是美的退化或伤害。这种东西从小孩的眼光中看取,是最敏感的或者说是最清楚的。”在“香椿树街”的世界里,女孩就像自生自长在犄角旮旯里的夜饭花,随时都有凋零的可能——也即只要是纯洁、美丽的都有被摧残的可能。《像天使一样美丽中》的小媛,“洁白如雪著称的脸在五年以后变得黝黑而粗糙,走起路来像男人一样摇晃着肩膀。”《舒家兄弟》中的涵丽未婚先孕,投河而死;《桑园留念》中的丹玉莫名其妙的死亡;《城北地带》中的美琪被强奸后跳水身亡……还有的神秘失踪了的,如《西窗》中的红朵,《蓝白染坊》中的小浮;存留下来的多是愚笨丑陋,如《城北地带》中的秋红,《舒家兄弟》中的涵贞。然而,“涵贞走出糖果店的时候天快黑了。她拎着书包靠墙走,慢慢走回去。书包里装满了各种蜜饯,那就是老史塞给她的,老史说你只要不说出去,你想吃什么就来问我要。涵贞一路走一路嚼着话梅。她觉得被老史弄过的地方仍然很疼,像留着一把刀。涵贞低下头猛然发现淌血了,血从裤腿里流下来,滴在她的鞋上,滴在地上,涵贞看着那殷红的血,‘噗’地吐出嘴里的话梅,涵贞坐在地上哭起来,她抱着鼓鼓的书包哭,路过的人都没在意。后来老舒下班了,老舒推着自行车过去问她,涵贞就边哭边嚷起来,老史不要脸,老史不要脸!”就是愚笨丑陋的涵贞也未能摆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
不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人无完人”。苏童作品里更是难见真善美集于一身的人物形象。少年们都是一个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被自己所侮辱和损害,被他人和环境所侮辱和损害。苏童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少年形象之一小拐的形象是:“矮小瘦弱”,“阴郁而暴怒的眼神”,“孬种小拐”,“孤僻而古怪的幽居者”。“后来人们听说王德基的儿子也出事了,男孩小拐的一条腿也在这场屡禁不绝的钉铜游戏中丧失了。这次意外跟小拐的哥哥天平也有关,是天平让小拐跟着他上铁路的。那天天平输红了眼睛,他没有心思去照看年幼的弟弟,他不知道小拐为什么突然蹿到火车前面去捡东西,大概是一只被别人遗漏的铜圈吧。火车的汽笛和小拐的惨叫同时刺破铁路上的天空,事情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发生了。”事实证明,深深根植在人性中的卑劣心理使身体残缺不全的小拐饱受外人的欺凌与嘲弄。另一比较典型的少年舒农的形象是:“舒农是个畏畏葸葸的男孩。舒农是个黄皮鬼。在香椿树中学的简陋教室里,坐在中间第一排的就是舒农。他穿着灰卡其布学生装,左右肘下各缀一块规则的补丁,里面是他哥哥穿旧的蓝运动衫,领口上有一条油腻的黑线。香椿树中学的教师们普遍厌恶舒农,因为舒农总是半趴在桌上抠鼻孔,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教师,富有经验的教师知道那不是在听讲。你用教鞭敲他的头顶,舒农会发出碎玻璃一样的尖叫声,他说:‘我没讲话!’教师们往往不爱搭理他,他毕竟不是最调皮的学生,但他们受不了舒农阴沉的老年化的眼神,教师就骂舒农:‘你这个小阴谋家。’而且,舒农的身上经常散发出一股尿臊味!舒农十四岁了还经常尿床。这是秘密之一。”与小拐相比,舒农身上有着另一种难以启齿的缺陷,这使他有了被人嘲笑与欺负的理由。
作为“先锋派”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苏童在创作中对许多常见的文学母题进行了大胆的、较为成功的颠覆,他所塑造的一群“香椿树街”少年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中人物相似的性格特征、殊途同归的命运,并不让人感觉到是作家的刻意安排或是作家陷入了某种“模式化”,而是“香椿树街”少年所身处的特定时代与环境的混乱与迷惘使然。他们年轻的身影终日游荡在香椿树街的阴影中,一步步走向悲剧;在这些悲剧中,读者可以感到是作家顺从了人物,而不是人物受到作家刻意的安排。“因为这样做能给人物以内在的生命力,他的悲欢离合能产生极强的真实感。这种情形的发生,常常是创作进入最高境界的标志。”“苏童因此有效地简化了这个时代,同时也有效地丰富了它,剥去了它的政治色调,而还原以灰色的小市民的生活场景。同时,少年的感受与经验方式,使他将意识形态的东西简化成了儿童的游戏和狂欢。从这个意义上,苏童应当说是60年代人的一个“感官”,一个出色的代言者。”这些正是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
引用苏童的一段话作为结尾,让我们记住他笔下可怜、可悲、可恨的“香椿树街”少年,他们总是能给我们以别样的震撼与冲击:“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忽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我从小生长在类似‘香椿树街’的一条街道上,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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