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是周作人的书房的名字,也就是的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
(图为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
周作人在近当代文学史上有些特殊,他既不属于热血抗战的左翼文学,又不站在以胡适为代表的强调自由的右派一边。从他很多与友人书信中可以看出,他极不愿意站队,对于公开宣扬某种观点更是排斥;其文字观点都流露出一种内敛、清淡的感觉,先生似乎愿意沉浸在自己读书做学问、写些小文章、啖糕点、饮白兰地、品清茶、与友人赠书送信纸、淘书的小世界里。用他自己话是“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是的人生,凡是狂热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的,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的子女听的,也绝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
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也是周作人自编集这套丛书的校订),在序言中解释得很清楚,《周作人书信》可以分为“书”和“信”两个部分。“书”的部分,是指一种文体意义上的选本;而“信”则是与俞平伯、废名之往来书信。
先生可以称作“狂热”(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中的清醒者,他从不站在所谓时代潮流的领军中,不高举大旗,不公开宣扬什么大道。不表明立场,自然也就失去庇护。我认为这也是他1945年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以及1966年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并遭受折磨的原因。书中有一篇是写给孙伏园的信《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精准的表达了周作人对于狂热的态度。他写道:“个人各自负责可以自由行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气象。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无过失之人。”
而对于办杂志写文章,周作人仍然保持这种“各自负责”的态度,在《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中,他与雨村探讨《妇女杂志》刊载思想性文章的问题,他认为办妇女杂志要多刊载妇女喜欢的话题,例如鸡蛋糕布丁又或是刺绣裁缝梳头,而不是过激的性道德观点或是两性伦理主张,需“把气力卖给别人,把心思自己留起来”。他说,“我并非绝不相信进步之说,但不相信能够急速并且完全地进步;我觉得世界无论变到哪个样子,争斗,杀伤,私通,离婚这些事情总是不会绝迹的,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们心脏独自娱乐的影片。为了这种理想,我也愿出力,但现在还不想拼命。”
在现代的文明自由观念的参照下,周作人在当时所秉持的文明观,现今看来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先说对于历史和爱国的看法,先生以巴枯宁的话佐证:“历史的唯一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在这样,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预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角色,衣服和看客。”所以先生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始终保持冷淡和冷静。至于国耻,先生认为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力的耻辱,乃是指一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羞耻。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再说女性的问题,周作人把妇女问题归结为经济解放和性解放,他说自己不喜欢贬低妇女之说,但对于将女性颂扬为圣母的言论是厌恶的,他持一种中庸的观点,即依女子的本性发展,种族和个人欲乐平均发展,在家中端庄不失热气。
与友人抄经送书赠印章,寻常自在。和废名、俞平伯等人的通信中,除了文人之间心心相惜和兴趣相投之外,周作人的喜好:写字、抄经、搜书、集邮、喝酒、赏花、刻印、制笺这些都存在于书信之中,可以看到他关于草木鱼虫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