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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声明:《惜别》系作者杜撰。

太宰治先生并没有和鲁迅先生同学过,日本当然有同期与鲁迅先生一起在仙台学医的人,但是未必他们与鲁迅先生有过过密的交往,“我”这位来自于乡下,最终成为一名村医的人,因为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也不能说子虚乌有,但是也不能说是真实存在。

但是,作为一名从小就阅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中国读者,会推断很可能并没有。因为,鲁迅先生,与人交往是有距离的,可以从他后来和萧红等人的交往推断,他断不是一个在出行路上遇到一位同学就能把酒言欢、推心置腹一夜畅谈的人,更何况,那位“我”是易邦之人。心怀救国之志的鲁迅先生,想来在日本没有那些闲情逸致,更不会生出奴隶谦卑的神情。

那是我们的理解。

任何人,都有固有印象。毕竟,在仙台那几年的鲁迅先生是什么样子的,如今已无可考。其实,这位伟大的斗士之前的很多岁月,都无可考。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妨抛弃成见和固有印象,进入太宰治的小说世界,看看那位伟大的作家,也许会是什么样子。

在仙台时,鲁迅先生是一位日语说得不甚流利,五音不全,但是却不以为意的青年。他可能很暖男,很善解人意,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他还不了解日本人那物哀怜的文化心理。在小伤包太宰治(其实就是“我”)的面前,他还是更男人更粗犷了点——对“我”的反唇相讥不敏感不在意,以至于“我”拆掉了心理的藩篱,能够在他面前畅所欲言。

总而言之,这样的鲁迅先生,并没有他曾经用文字构建的形象那样有距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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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青年是一位有位青年,不管是藤野先生还是“我”,都发现周君非常人。而这位周君,多少有点话痨,也可能是在异乡,寂寞孤独冷所致。

理想受挫后的鲁迅青年,化身为日本青年。为深夜打扰好友阐述心中的郁闷感到内疚,甚至到“客气到令人讨厌”的地步。

他温文尔雅,他敏感,他细腻,他善于沟通,他心怀理想,他是麒麟才子。

在太宰治的《惜别》中,鲁迅先生是这样的啊。可是,这样的鲁迅先生,竟然让人觉得很可爱,虽然明知,那并不是真的他。可是毫无疑问,他在仙台形成的思想非一日,而这过程,大抵和太宰治的理解出入不会很大,一腔热血,渐渐失望,不但探索,最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故事中,鲁迅先生在下雪那夜去找“我”畅谈,起因是在基督教堂听到了摩西的故事。摩西带族人出埃及,走向了独立,但是人们并不理解他,甚至责怪他。这不禁使人想到了鲁迅先生写过的一个故事: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开启蒙昧的心智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摩西虽然最后成功了,但是依然责难不断,而“铁房子”面对的是更艰难的境地——死灭,是让人清醒地死灭还是昏睡中死灭?鲁迅自己,大概就是那个叫醒昏睡之人的人。在太宰治看来,他选择的是一条文艺之路。用高尚的文艺去填充中国人的内心的空洞,用文艺的洗礼赶走天朝上国的慵懒。

其实,不管真实的鲁迅先生是什么样的,太宰治都是一位真的理解他的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理解,才能在他简简单单的一篇文章写出整个背后的故事。据一些资料说,幻灯片的事情是假的,在太宰治的故事里,幻灯片是真的假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此之前,鲁迅先生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嬗变,幻灯变只是一个契机,一个转折。这样来理解,仙台的往事是什么样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先生在阅读和思考以及观察和热爱日本人中,终于破解了自己此行要解决的那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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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太宰治在中国读者中,不算是一位陌生的日本作家。好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人间失格》,也是因为他不停地自杀。《惜别》褪去了一切猎奇的色彩,正如他的后记所记录,在这篇小说中,他是一位职业作家,不是虚弱地表达自己的乡下少爷。

可能是又虚长了几岁,过了几个年头。曾经并不喜欢太宰治,觉得他是那样地孱弱。文章里的末世情结过重,不够积极和阳光。在《惜别》里,却发现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人”探索的越深,人也越敏感,他是,真的耗尽了自己地将人类更深层次的感悟挖掘出来啊,因为《惜别》才真正看到了“私写作”的价值。虽然不敢说这是他最成功最好的作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对鲁迅先生的理解,是深刻的,或者不如说,他是在深挖人类。他的探索,让我看到了那些沉默地走向焚尸炉的犹太人,和几个日本兵押解的一队中国人,这些亘古艰难的人的问题,他看得太深,也许这就是他无法摆脱痛苦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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