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和性业大亨-书啦圈

译者:馨雅

200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窝在哥伦比亚大学小小的亭子间里,正在批改期中作业,电话响了。“你好,大卫,我是拉里·弗林特。”我被吓了一跳,惊魂未定中回了他一句:“你好。”这个急躁的声音又说:“我看了你在历史频道的节目,我有一个业务要给你。你能来一趟洛杉矶吗?”我努力表现平静,回答道:“我想这个周末有空。”弗林特告诉我,他的助手会安排旅程,说完就挂电话了。瞬间,我的学术生涯拐了一个古怪的大弯。(拉里·弗林特:美国性行业大亨,色情刊物《皮条客》的老板。——译者注)

弗林特办公室位于贝弗利山庄的一幢富丽堂皇、高耸入云的大楼里,全部用黑色玻璃镶嵌着。当我走出电梯时,简直就是进入了19世纪的法国沙龙。从地板到天花板,装饰得非常细致,有各种画作、青铜裸体雕塑和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家具。当弗林特的助手郑重其事地带我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两扇庄严厚重的红木大门时,我感觉就象要去觐见教皇,而不是一位掌管色情帝国的大亨。

门打开了,办公室很大,俯瞰着好莱坞山。在他那张手工制作的办公桌前,我刚坐下,弗林特就直切正题。“我要和你一起写一本书,内容是那些总统的性生活。你回旅馆,好好想一想,晚饭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谈谈。”

回到旅馆后,我坐在泳池边,脑子里很多念头转来转去。对我的学术事业来说,我和拉里一起写书意味着什么?诚然,弗林特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而且,当年,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发生时,在弹劾比尔·克林顿总统期间,他伸出了援手,公布了众议院议长罗伯特·利文斯顿的同性恋事件——提出的证据表明罗伯特至少和一个共和党人有染。但是,我的那些自由主义的学界同仁们,会接受弗林特这些惊世骇俗的法律行为、政治做派吗?我很理解,他们会对这位色情刊物的出版人存有戒心。

然后,我开始想到:我真有所谓的学术事业会面临损失吗?最初,我决心要获得博士学位,因为我喜欢教书。我曾经想要的只是:在东北一所小规模的文科大学,谋得一份安静、安稳的终身教职工作。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每个学期都在曼哈顿音乐学校和城市大学里要教七门课,再加上自己还得完成助教工作。在答辩之前,我的博士论文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毕业前夕,我觉得自己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将是一份终身教职的优秀候选人。

我错了。每年,我都申请十几个职位,但从来都没得到过面试机会。我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几堂讲座,而且继续在音乐学校工作;只是作为一个学者,我是一个沮丧的失败者。

这样过了几年,由于不能够找到一份终身教职的工作,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政治和电视的零工。2008年的总统竞选,我是Sen. Mike Gravel的公关指导;第二年,我策划并主持了历史频道的一档节目,内容是美国总统们的性生活。我的顾问阿兰·布瑞克里曾开玩笑说:现在弄一档电视节目,比找一份终身教职的工作更容易,我就是例证。

我没什么好后悔的。要是因为我觉得太冒险了,所以拒绝,这才是让我后悔的事情。弗林特的提议就像生活给我砸过来一个弧线球——这种经历,我会告诉自己的孙辈(当他们读大学时)。我知道如果现在说不,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一直嘀咕:“假如当初……那么……”

尽管我多少还有点不乐意和弗林特一起干活,但是,当我第一次踏进在贝弗利山庄酒店时,当时Polo大厅正在举办晚宴,这些不乐意全都烟消云散了。我走过了阿尔·帕西诺的身边;黛米·摩尔、阿什顿·卡其夫妇;布鲁斯·威利斯和他的新婚妻子;汤姆·克鲁斯和凯蒂·赫尔姆斯;贾斯汀·汀布雷克和杰西卡·贝尔。太棒了!新泽西来的小屁孩,曾经在常青藤大学开讲座,现在要进军好莱坞了。

从一开始,弗林特和我就想写一本能被认真对待的娱乐读物。我们没兴趣只是罗列出一大串总统们胡天胡地的事迹,我们想要揭示:事实上,性事和丑闻如何对选举、外交政策和国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长久以来,研究总统们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该话题。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性上面;而且,还在以前被忽略的个人行为和政治行为之间,建立了联系。

我们详细描述了本·富兰克林通过诱惑有影响力的法国女人,帮助拯救了美国独立战争;还有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和参议员威廉姆·金的(同性)爱情使分裂活动得益。我们发现伍德鲁·威尔逊总统的女朋友将他的信件口述给了德国皇帝;还有那些拉拉恋情,让埃莉诺·罗斯福成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士。

幸运地是,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出版人。麦克米伦出版社的艾瑞·斯图亚特,她抓住了教授和性业大亨这对有潜力的组合,认为能写出一本关于美国总统的新历史书。她认为:我们古怪的跨界混搭,契合了后现代主义防火墙垮塌的趋势——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学术和商业之间;大脑思考和下半身思考之间。我认为:如果麦克米伦出版社能接受这书,那么我的同仁们也可能接受。

接下来一年,我疯狂工作:研究和写作;每两个月还要去一趟洛杉矶,我和弗林特讨论、修改每一章节。他成了历史学的认真学生,也是一位非常棒的编辑。数十年来,他立场鲜明地编辑非学术出版物;几次见面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能和拥有如此经验的人共事,真是获益匪浅。

几个星期前,本书出版了;我们已经开始全国推广活动,包括在《洛杉矶时报》举行的图书节期间,要在C-Span频道亮相。有人在采访的时候问我: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对我非传统的合作成果,持什么态度。我认真地盯着摄像机,盛赞了哥大长期以来投身自由思想的坚定立场,并且谈论了在学术对话中,需要引进不一样的声音的话题。这是一个诚实和满怀希望的回答。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座无虚席的剧院,举办了关于本书的讨论会。有一个小时,弗林特和我用各种故事让1000多名观众非常开心。后来,签名售书的时候,有一位中年女子说了一些话,我一直记得:“假如我的老师们用你刚才的方式教历史的话,我应该会主修历史专业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事业目标:成为一个能将人们带进历史的优秀教师。我在学术生涯中的失败,用一种古怪的方式,帮我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达到了这个目标。

到目前为止,那些获得了终身教职的同仁们还是支持我的;甚至有几个人还感到嫉妒,因为我可以做一些如此反传统的事情。“自由”真的只是“没什么好损失”的同义词。我不知道这书到底会如何影响我的学术事业。我以前的目标是在《美国历史学刊》上撰文;如今在七月份的《皮条客》上,将刊登我作品的节选。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当我老了以后,知道自己曾给更多的人打开了历史之窗,而且自己做得也很开心,我会很高兴地回顾这一幕。

 

译者按:大卫·艾森巴赫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举办讲座;并且在曼哈顿音乐学校教人文课程。他和拉里·弗林特一起写了《性笼罩下的国家:美国总统们、第一夫人们和情人们如果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一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年出版)。

另:关于该书,还有另一篇报道,待整理后再发。

原文链接:http://chronicle.com/article/The-Professorthe/1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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