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暂不去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倘若时光倒回至1913年,你希望生活在哪个国家?在1913年,航海技术相对成熟,很多地区应运发展出了旅游业,大可以四处转转、择地而居。或者你也可以参考查尔斯·埃默森的《1913,一战前的世界》一书,它呈现了一幅更全面的画卷,读者恰似在画中游,仿佛未曾留意,一战阴云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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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到了当时世界的中心——欧洲。1913年的欧洲各国联系非常紧密,对邻国资源的需求、相互通商、取道他国前往世界其他地方,可以说各国是相互依存的。身在欧洲,可以享受到联结带来的种种便利。譬如随时随地悠游一个城市、坐拥现代工业的先进产品、品尝各地农产品、博览世界奇观和主流艺术,甚至跟今天一样,可以去巴黎一掷千金。同时在价值观上,欧洲人也很相似:去控制世界、去远方殖民。这并不是少数特权阶级才有的念头,欧洲人很自负,也始终带着优越感,维护自己的权益,主宰他们眼中弱势的群体。说到殖民和掠夺,难免会有矛盾,就像猛兽瓜分一块肉,纵使如此,当时的欧洲人恐怕也很难想象,欧洲内部会分崩离析,各自为阵。因为世界主义或者说欧洲主义,是远在爱国主义之上的。塑造欧洲人共性意识的例子比比皆是:有闲阶级共同的社交经历、女性携手争取选举权、世界语的使用等等。

那么,有不安定因素的是远方的国度吗?是自我意识觉醒、弱国不再隐忍埋下的“炸弹”吗?在埃默森看来,彼时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尽管形式上不是西方列强的一部分,却处处受到钳制,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以阿根廷为例,当时他们的商业语言是英语,地位重要的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几乎全是英国人和英裔阿根廷人,进口商品和商业投资也被英国主导。更甚者是墨尔本和温尼伯,古老民族的原住民被英国人、大不列颠文化文明所取代,原住民会被“同化、消灭或者遗忘”。但至多,他们会像昔日的美国一样,最后变成开疆辟土、更新人口的必要牺牲。在1913年,这些地区的原住民恐怕并不幸福,倒也不忧心血雨腥风。

当然,变化还是渗透在世界各地,只是身在其中的人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山雨欲来的征兆,哪些是大势所趋的革新。在奥地利,出现了一股现代性的洪流,除了维也纳引以为傲的音乐,也在建筑、文学、绘画、哲学各领域绽开。意大利急于摆脱罗马的腐朽与荣耀,不做欧洲历史的牺牲品,它要宣示自己的强大。俄国要把多年来凌驾于本国的强权推向世界,疆域面积足够辽阔吗?不!还能更大!美国始终摆脱不了的种族问题,总是新伤覆盖旧疮,但他们无暇拾掇,彼时更迫切的改变是摩根时代被福特时代取代了。小国同样蕴藏变化: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墨西哥一直在博弈,在小心算计着多方利益;阿尔及利亚被英国施压要求扩大义务兵役制,他们倒觉得这是一个提出自己权利的契机。

所有这些变化,与其说是一浪高过一浪、行将带来毁灭的预告,不如说是些不成气候的小浪花,没有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的迹象。谁能想到一战将至?被称为一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遇刺事件发生时,连那些应当最有远见卓识的人——政治家、将军、作家们——都毫无戒心地在后来的敌国度假呢。这一幕插曲为战争平添了几分不真实感,难怪埃默森说:“1913年是可能之年,而非命定之年。”纵使我们有资本周游列国,也未必能够未雨绸缪,或是为自己挑一个最宜居的城市。

一位在1906年游历了西方的土耳其女子最后还是回归了故乡。她曾向往的繁荣富庶底下,是她不愿与之为伍的“愚钝、贪婪、暴力、自私”,而这些也同样是一战暴露出来的问题——目空一切,想要主导世界的西方,将赤身面对世人。他们轻视殖民地原住民的野蛮和愚昧,到头来却证明了自己亦是“金玉其外的野蛮人”。一个普通的土耳其女子都能发现的弊端,欧洲人却不自知,由是便不难理解,西方为何没有事先环伺四周、知己知彼、理性客观地评价1913年的世界。

择地而居的不易,其实也并非1913年特有的现象。各地有不同的优越、不同的弊端,如何选择,端视我们的价值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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