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眼中的中国史——读《宫崎市定中国史》-书啦圈
《宫崎市定中国史》,【日】宫崎市定,浙江人民出版社,367页,58.00元。

就像每个人都好奇别人如何看自己,外国人怎么写中国史同样令人充满兴趣,何况是与中国一衣带水,充满历史纠葛的日本。宫崎市定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京都学派东洋史集大成者,他的《宫崎市定中国史》虽写于四十年前,但观点独到,读来仍具新意。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如何划分是写中国通史的一个重点。传统教科书大都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古代中国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惟有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他认为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是不能割裂来写的,所以他的《国史大纲》以一种“中国精神”一以贯之。而《宫崎市定的中国史》的一大特色,却正在于他的时代划分。他将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史,按照经济景气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和最近世,他说自己的立场是一种“经济史观”。

宫崎市定认为,研究从太古到汉代的古代史,最大的障碍是资料的可信度问题。宫崎市是单一文明起源论的支持者,他认为世界文明只有一个起源,即西亚,这多少会让以文明古国为傲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他也是典型的“疑古派”,而且是左派,即只要不合理的记载都加以怀疑,对历史持有一种“怀疑再怀疑”的洁癖。例如众所周知的夏桀、商纣和周幽王三个亡国之君的故事,他认为三者同源,时代最靠后周幽王才是原典,页前两者只是这一故事投射而成的改编。

古代史是“长期分散生活的人类逐渐因为向心而迈向大一统的过程”,这一阶段人们开始聚居形成都市,货币随着交易需要不断增加,所以古代是一个经济景气的好时代。而到三国至唐末五代的中世,阶级开始固化,异民族兴起又使这个时代有强烈的分裂倾向。西汉开始与西域贸易使得黄金大量流出,富人则投资更为安全的土地。所以中世是不景气的时代。宋至清朝灭亡为近世,这一阶段被宫崎市定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因为贵族没落,科举兴起,经济发展,所以是个好景气时代。最近世是中国民国以后的历史,只有十几页,作者点到为止的地简述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这不免让原本对日本人如何写这段历史颇为好奇的读者略感失望。

外国人写中国史有利有弊。利在“他者”的身份使其超脱于民族文化的局囿,较本国史学家更敢于作出大胆而自信的判断。比如宫崎市定就对甲骨文的内容是否全是占卜提出大胆质疑。他还认为西周不是封建制度,而是邻国建交后再确立亲属关系,后人便误以为“封建”等。这些或可存疑,但他认为清朝考据学的兴起是受西方科学思维的影响笔者不敢认同。考据学兴起于乾隆、嘉庆年间,那时天朝上国的心态如日中天,西学并不兴盛甚至遭到鄙视。我国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考据学是清朝残酷统治尤其是文字狱的产物。宫崎市定的看法或许是种将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一种代入,是种不自觉的“以己度人”。这就是“他者”的弊端所在。

宫崎市定认为中国的青铜技术来自西亚,但是2012年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发表了一篇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经过对中国最早的人工制备的合金“姜寨黄铜”的分析,它与西亚最早的人工冶炼合金砷铜工艺相近,但冶炼产物完全不同,且姜寨黄铜的冶炼年代还略早于西亚的砷铜。这一结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冶金工艺本土起源说。这充分说明历史不是死的,而是会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不断发展变化,所以不妨以一种开放、包容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家的不同观点。

史学大家顾颉刚认为,编著中国通史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所以他称赞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概述中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颇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市定中国史》同样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