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终究雨打风吹去——读《南华录》-书啦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赵柏田 128.00元

晚明末世,社稷飘摇。唯江南鱼米富庶,可勉称小康升平,身处世局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淡看前程似云烟,闲情偶寄以慰藉平生。当此时,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乐小说、书法绘画、建筑园林皆欣欣向荣,文人骚客、才子佳人、名士风流、仕女妖娆,晚明南方士人生活诸般场景,在当代作家赵柏田笔下,汇成《南华录》一书。

“南华”者,江南之繁华也。《南华录》熔史事、逸闻、文心、诗意于一炉,作者或精心考证,或信手拈来,或侃侃叙事,或洋洋抒情,或哲理沉思,或击节感叹,徐徐展开江南繁华图景,既还原前朝生活,又以后人视角,将晚明士人生活史与国家社会发展史有机结合,深入剖析,图文并茂,使得读者得以浸淫其中,感受明人的真实生活。

读《南华录》,其中显现许多富商身影,当时有名的大收藏家项元汴、翁安国等人都出身富商。巨商汪然明更堪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为朋友常常一掷千金,且细心呵护落难中的名妓林雪、杨云友、柳如是等人,竟为自己博得了一个“黄衫客”的名头。中国社会向来重农抑商,到了16、17世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江南地区许多人开始经商,赚了很多钱,过去社会不放在眼里的生意人变成了有钱人。商人有钱之后最想要什么呢?那就是有文化。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味的不是金钱的堆砌,而是书法、名画、文玩、奇石和花卉虫鱼这些和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

商业化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读书人的思想也变了,唐寅、徐渭、李渔、张岱……他们都曾心怀凌云之志,想要把己身卖与帝王家,然而理想之舟尚未远航便已碎裂,唯有长歌当哭、癫狂放纵,解脱了宦途的束缚,而一径奔向更真切的俗世。晚明文艺生活的内容显然与传统的目标追求,有了性质上的重大差异。对世像百态的津津乐道,对荣华富贵的歆羡渴望,对男女欢爱的大胆欲求……尽管其中或许掺杂了小市民的庸俗低级,浅薄无聊,但它们是个人意识的苏醒,犹如《十日谈》之类的作品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它们也是对中国长期的儒学正统的质疑和破坏。

本书谈到了柳敬亭,一个说书人为什么会受到如殊爱戴?还有,屠隆、汤显祖、李渔等人对戏剧、话本创作为何如此痴迷?他们的作品“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他们所呈现给大众的,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而是以描述生活的真实来供世人消闲取悦。其中杰出的作品,如《牡丹亭》,更是有意地把“情”与“理”对立了起来。本书“终为水云心”一章剖析汤显祖的情幻世界,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要求变易的时代心声。市民文艺的粗俗根苗,终于在《牡丹亭》等作品中上升为典雅骀荡的浪漫之花,它们以不同形式反映了晚明时期的社会动向、氛围和意绪。

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也是一个坏的变化。亭台楼阁、画舫花船、夜宴歌舞、市井小曲、古玩名器,茶道花艺,在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中,上至王公贵胄、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都安于闲逸散漫,寻求红尘乐趣,追逐物质满足,潇洒自在而弃绝忧患之想。本书有言:“花是精华,人亦是精华,最为精华的还是这个时代成熟到了糜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种种。”中国人向来有以物寄情的传统,然而鲜少有晚明士人这样如痴如狂,而且仿佛得了集体性癔症。祁彪佳一边忏悔“营建藻翰,溺志歌舞”,一边倾力打造“寓园”,那是1642年,闯王烽烟席卷江北,满清铁骑虎视眈眈,而江南的名士们仍然纵情声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图眼前乐。甚至连花柳病都被美化为“情寄之殇”,可见时代精神之堕落不堪。

花至荼蘼,物极易衰。晚明江南的尚奢之风,其实是某种程度的“绝望审美”。桃花扇底,南朝已逝,风流终究雨打风吹去。后人如你我,唯有在《南华录》的泛黄故纸里,尚能寻得一丝繁华旧梦。